时间:2020-08-17 来源: 责任编辑:秘书处
张新宝老师是侵权法方面非常有造诣的学者,他的相关研究涉及环境侵权、有毒物质侵权等。我上学的时候读了张老师很多文章和书。李艳芳老师也提到她的硕士论文研究环境侵权。接着前面两位老师话题,其实我的博士论文也是从事环境侵权的研究,之后对这个问题也有进一步的思考。
1.环境侵权是环境法的基石性命题
史尚宽先生曾说“民法为众法之基”,无论作私法研究还是公法研究都要研习民法。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做博士论文研究时发现,环境法相关的早期案件,无论以相邻关系(相邻权)为由起诉,还是以侵权或其他的形态起诉,绝大部分都是从民法或英美法的侵权等相关法律发展起来的。可以说专门意义上的环境法,是在早期侵权法、刑事法等对环境领域相关权益侵害进行调整和保护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法的制度、实践乃至理论,都是从民法这个大的园地里长出的“新苗”,是民法这棵大树上的“新枝”。
吕老师讲的内容从民法开始,发展到环境法,结合制度、实践与理论,构建了非常庞大、综合、全面的理论系统。这个命题虽然是民法中非常小的一个领域,却是环境法的基石性的命题。
2.环境法是传统基础上的改良和创新
在大陆法系传统下,提出环境侵权或环境侵害的准确学术定义非常困难。吕老师用“遗传与变异”形容环境法与民法的关系,这与我的一个说法——环境法(环境法学)是民法(民法学)这棵大树上的“新枝”非常相似。我还有一个说法,假如民法、刑法(单一属性法律规范的结合体)是“单质”(单一元素组成的纯净物),则环境法是“化合物”,是多种属性法律规范的结合体,其中既有民事规范、行政规范、刑事规范,又有程序法规范,甚至国际法规范。我特别强调化合物不同于混合物,混合物尚未发生质变,而一旦发生了化学反应,就发生质变,形成新的物质。例如,氢气和氧气都是单质,按照一定比例混合是氢气和氧气的混合物;在一定环境下点燃,形成化合物水,成为新的个体,有新的独立的性质和地位。环境法并不是传统法律规范简单累加所形成的环境领域的“混合物”,而是具有特殊生态理念、利益机制和客观规律的“化合物”,致力于调整环境领域的社会关系。
既然可以从生物学或化学的视角,阐释环境法与传统民法乃至宪法、行政法、国际法等的关系,我认为,环境领域的某些社会关系就可以用传统法的制度、实践和理论来解释与调整。
环境法不排斥传统法,只是因环境领域存在特殊价值和利益机制,有时传统法的制度和理论无法发挥作用,需要改良。这种改良仍是量变的过程,如污染领域环境侵权的无过错责任,从传统侵权法的角度观察,由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发展而来,没有脱离民法的范畴,没有质的差异。有时传统法的改良仍然不能满足调整环境社会关系的特殊需求,就需要质变和创新。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法上的风险预防原则等。在风险预防原则下,即使缺少科学上的确定性,缺乏法律事实的证据,法律也要对相关活动加以规制。再如环境法上的责任保险、赔偿基金等制度,超越了传统侵权法的范畴。我的环境法学研究思路首先基于对传统法的运用,其次是进一步的改良和创新。
3.纯粹生态利益不应纳入环境侵权制度
关于环境侵权或环境侵害的原因行为,《侵权责任法》仅规定了环境污染,司法解释将生态破坏纳入其中。对于后者,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争议。司法解释的规定将原因行为扩张了,在排放污染基础上增加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导致的生态破坏,例如采矿导致的地下水位下降。
如此突破现行《侵权责任法》后,环境侵权(害)原因行为所侵害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若环境污染和资源开发利用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或通风权、采光权等,权利主体是个人,这些特殊类型的私权利应纳入侵害对象的范畴。若在尚未给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环境舒适利益等私人权利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将吕老师说的生态系统自身损害也纳入侵权法这样的私权救济体系,我对此存在疑问。民法的基本定位是私法,调整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私人利益以外的纯粹生态系统公共利益的保护,应由民法以外的特别法(主要是公法制度)调整,欧盟的生态损害救济就是这样。
4.环境侵害排除是重要的救济方式
在环境侵权(害)的救济方面,相对于损害赔偿,我认为侵害排除因其预防性功能显得尤为重要。这里的侵害排除与传统侵权法不同。在传统法上,若侵权行为持续、反复发生,仅靠损害赔偿不足以充分救济,法院就会支持排除侵害的诉讼请求。但无论污染还是生态破坏,持续、反复发生的环境侵权多数是产业公害。如果简单地排除侵害,企业或倒闭或难以运行,法院面对的问题很多。这里涉及民事禁令和对行政机关不作为的监督等。在是否准许排除环境侵害方面,相关制度、实践和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对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进行“利益衡量和再衡量”,试图在价值和利益方面调和二者间的矛盾。
5.对相关司法实践与理论的反思
在吕老师等的带领下,学者们推进了我国环境资源司法的理论研究。此外,在机构、人员、审判模式等的专门化方面,我国环境资源司法做出了重要探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我们同时感觉到,实践中的问题非常复杂,有时远远超越了理论和制度。这时应平衡好法院、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社会公众、企业之间的角色和地位,否则即使我们付出诸多努力,效果可能不好。也有可能环境保护的效果很好,但影响到法治的健康发展,损害法院和法治权威。
总体上,我同意张老师的判断,民法与环境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对解决环境问题发挥关键且必要的作用,但都相当有限。除法律提供一般“游戏规则”外,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是法院兜底、社会参与、党政主导以及科技和产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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