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王亚华教授

  时间：2017年11月19日

  地点：北京湖北大厦

  本文是王亚华教授在奥斯特罗姆思想与环境管理体制研究会议上研讨的文字稿。本公众号经许可予以刊载，以飨读者，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前言

  二、奥斯特罗姆思想对我的影响

  三、IAD框架和SES框架

  四、两大框架的具体应用

  这次研讨的主题是奥斯特罗姆理论框架的应用。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奥斯特罗姆思想对我的影响；二是IAD框架和SES框架；三是两大框架的具体应用。

  一、前言

  我从20年前开始研究中国的水管理立法问题，也曾经探讨过《黄河法》的立法问题。这种立法很重要，但中国一直缺乏制度分析方面的科学支撑。我们现在对于制度、行为、激励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是很深入，在制度设计方面更缺少系统的科学方法，本质上是制度科学不发育。所以，现在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法律的制定，还是经验主义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法律制定出来后的实施效果不是很好。当然，我国还有突出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奥斯特罗姆理论的价值在于拓展了人类对制度分析的视野，使得我们对制度分析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并且提供了更加现实的可操作的分析方法，实际上可以视为制度科学的基础。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想做个回顾，我跟着奥斯特罗姆求学还是有很多的感触，借此介绍一些背景性的东西。之后重点和大家谈一谈奥斯特罗姆的两个框架——AID框架和SES框架。最后结合我最新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定量的，另一篇是定性的——示范一下这两个框架的应用，从而为框架的应用提供一些启发。

  二、奥斯特罗姆思想对我的影响

  （一）公地悲剧

  奥斯特罗姆思想对我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在我的求学道路上，关于制度的研究，奥斯特罗姆是一个引路人。20年前我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求学的时候，面临一个很大的社会热点问题，就是黄河断流。1997年，黄河断流了226天，全社会议论纷纷，当时上百个院士上书给中央，呼吁解决这个问题。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断流是不能接受的。实际上，当时我国很多北方河流早已断流了，大家并不关注，但母亲河断流，就是政治性事件，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在这个背景下，我开始研究黄河水管理问题，这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起点。

  其实我开展黄河断流的研究时，存在很多困惑，深感理论方法的不足。当时读了很多的理论著作，发现西方人把这个现象叫做“公地悲剧”。1968年哈丁在《科学》上发表了论文，说一片草场，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群人来放牛，每一个人都会选择尽量多放牛，这样会增加个体的可能收益，但是草原会由于过度放牧而退化，最终形成公地的悲剧。

  1968年哈丁的公地悲剧论文发表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很大反响，公地悲剧成为一个经典的治理难题，奥斯特罗姆的理论实际上是对公地悲剧的一个回应。同时代很涌现出很多相关的理论，例如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我认识到黄河断流实际上是一个“公地悲剧”问题，恰好那时毛寿龙教授组织翻译了奥斯特罗姆的系列著作，其中第一本就是《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GOVERNINGTHECOMMONS），2000年发行出版的。我看了这本书之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觉得这是一部很有魅力的理论著作，于是把部分理论放进了黄河断流的研究中，可以说这本书是我的学术启蒙著作之一。

  （二）产权理论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这本书提供了制度分析的一个重要思想，即制度是多层嵌套的。嵌套制度是奥斯特罗姆制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她认为产权制度实际上是网络型的。在此之前，人们认识产权有不同的类型，如二分法、四分法，后来人们认识到产权是一束权利，也就是“产权束”的概念。奥斯特罗姆又往前推了一步，说产权是一个网络，根据不同的用户持有不同的权利，构成了一个网络结构，这是嵌套产权结构的思想，这个思想很重要。后来我意识到：对具有流动性的自然资源，其产权结构不仅仅是网络型的，而且是立体的。所以我创造了一个更适合流动性自然资源的产权模型，即产权多层次嵌套模型，这个嵌套模型具有一般性，适用于所有自然资源的产权结构，当然在水资源产权方面表现更加明显。

  （三）水权科层

  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水权结构是一个特别极端的情形，即多层次产权结构中的科层结构，这是我博士论文的理论创见，弄清楚了中国的水权结构特征。后来我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水权解释》这本书（2005年）。从水权结构的研究出发，审视中国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包括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我认为人们低估了我国自然资源产权改革的难度。例如南方分林到户的集体林权改革，西北草原分草到户的改革，还有目前正在进行的水资源确权的改革，其实都是基于非常粗糙和简单的理论进行的改革设计，忽略了制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存在很多问题，将来难免要回过头来纠偏。

  （四）赴美访学

  2004年博士论文完成后，我得到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支持，赴北美访学，期间第一次在奥斯特罗姆夫妇的研究所拜会了他们。2007年毛寿龙教授邀请他们夫妇来中国访学，他们恰好到清华参加国际经济学年会，我陪同了三天。那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已经被翻译成英文了，就把英文版的论文拿给他们看，他们很高兴，因为我在论文中引用了很多他们的观点。之后在奥斯特罗姆教授的推荐下，我获得了“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中国学者发展奖金”，2009年9月去了印第安纳大学访学，那是一个很安静适合做学问的地方，我在那里跟随奥斯特罗姆教授学习了一年。2009年10月奥斯特罗姆荣膺诺贝尔奖，当时很多中国机构纷纷邀请她来中国访学，但是一年多后才成行，她于2011年5月来中国，一共访问了六所大学。

  今年，我将自己跟随奥斯特罗姆访学的经历和回国后讲学的内容整理成了一本书——《增进公共事物治理——奥斯特罗姆学术探微与应用》，今年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过去八年我研习奥斯特罗姆思想收获的一个文集，其中包括一些随笔，记录了在印第安纳大学学习的一些体会，在清华大学做的有关于奥斯特罗姆思想的讲稿，还有应用她的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为了让这本书更有价值，我还翻译了她的诺贝尔讲座稿和学术自传，大家可以从中原汁原味地了解奥斯特罗姆的学术发展历程和思想。还有一些比较零碎的文字，反映了我对奥斯特罗姆思想本土化的思考。如果大家对奥斯特罗姆学派的学术思想有兴趣，我认为这本书还有挺有价值的。所以我给大家推荐这本书，有兴趣可以读一读，而且能够读得懂。《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这本书，学生们普遍反映内容过于艰深，很多内容都读不懂。相对而言，我这本介绍奥斯特罗姆思想的书比较浅显，很容易读懂。

  下面主要讲讲IAD框架和SES框架。有很多人说奥斯特罗姆是由于《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这部书获得诺贝尔奖的，其实不全面。

  我曾经仔细研究过瑞典皇家科学院对奥斯特罗姆学术工作的评价，实际上，她之所以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贡献。人们通常认为只是第一个方面的贡献，就是对人类公共事物治理思想的贡献。因为哈丁的公地悲剧，在此之前人们认为要么通过国有化，要么通过私有化这两种思路来解决。奥斯特罗姆提出自主治理是另外一种可能克服公地悲剧的思路，而且在理论上进行了论证，用全世界的经验案例来证明：实践中有很多“公地”并没有发生悲剧，存在很多长期可持续的社会生态系统。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

  除此之外，她还对人类社会合作治理的理论做了贡献，发展了一套集体行动理论。这套理论是以自主治理为核心的，最有名的就是八项自主治理原则。

  第三个贡献是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贡献。其实这一点大家没太关注，诺奖公告认为奥斯特罗姆是行为实验经济学奠基人之一，通过对公共事物的研究推动了信任互惠方向的研究，这也是实验经济学重要的一个分支。虽然奥斯特罗姆从来没有想过要发展实验经济学，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和同事利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检验公共事物的集体行动理论，无意中推动了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当然现在实验经济学如日中天，已经成为经济学非常主流的方向。以上是奥斯特罗姆三个方面的主要学术贡献。

  （一）埃莉诺的学术思想

  我把奥斯特罗姆的学术思想，总结为七个方面，可以用七个关键词概括，并在《增进公共事物治理》这本书的“复杂世界的治理之道”那篇文章里系统地做了阐述。第一个关键词是“多中心”；第二个是“合作生产”；第三个是“自主治理”；第四个是“设计原则”；第五个是“共通语言”；第六个是“制度多样性”；第七个是“超越万能药”。这是对奥斯特罗姆学术思想一个凝练概括。

  （二）框架、理论与模型

  首先要说明的是，奥斯特罗姆对框架、理论和模型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她每次讲座都要讲这个东西，足以说明她的重视。人们总是会混用这些概念，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么什么是框架？框架实际上是一个原理和结构，一套通用的语言。大家用这套通用的语言进行理论对话，这叫框架。框架是非常基础的东西，在框架下面才能谈理论。

  理论是什么呢？理论实际上是因素之间的相互的联系和关系，包括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这叫理论。理论实际上是用框架的语言去表述不同因素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模型是用来检验理论的具体工具，这种工具主要是检验参数和变量相互之间的数学关系，当然模型有定量模型和定性模型，本质上是技术工具，来帮助验证理论假设。所以这三者的区分是很严格的。奥斯特罗姆提出的框架，它本身不是理论，而是一套语言，理解这一点很重要。

  （三）IAD框架

  1.框架图示

  2.源起和发展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IAD框架。IAD框架的兴起和目的就是要解决跨学科的对话问题。在1980年代，奥斯特罗姆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境，当时美国的国家资源研究委员会邀请了一批自然资源管理的学者检验公地悲剧。这些学者在一块开会，发现大家互相说的话都听不懂，因为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语言，没有对话的基础。

  这件事刺激了奥斯特罗姆，她想发展一套通用的语言，让不同学科的人可以进行交流，来共同发展理论。这是奥斯特罗姆的初心。但那时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已经有雏形了，那是在1982年，是非常早期的一个版本。所以IAD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框架，奥斯特罗姆用了20年的时间不断丰富和完善，一直到21世纪初期才基本定型。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在奥斯特罗姆2005年在《理解制度多样性》这部名著当中用的版本，这个版本基本上算是定型了，但后来也有很多人做各种各样的变形，一直到现在也是，但这一个是比较经典的版本。

  3.IAD框架的主要贡献

  IAD框架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般的制度性分析框架，它的分析有两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其中之一便是跨层次的嵌套分析。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三层制度分析，包括宪制选择、集体选择和操作选择。

  但是很多人其实没搞懂这个东西在说什么，一说宪制选择，是不是要有一个宪法？其实不是这样的。所谓宪制选择就是在这一组制度中最高的，大家都认可的一套元规则。宪制选择决定了集体选择，集体选择决定了由谁来进行操作层面的规则设定。它实际上指的是一组嵌套结构，当然这也适用于国家。作为一个微观的制度分析，在水平面上指的是相关的影响因素是如何影响行为人进行策略选择，进而导致行为产出的，水平面上的应用是最多的，嵌套分析应用的少一点。

  IAD框架中最核心的概念是行动舞台，包括行动情景和行动者。行动者就是行动的参与人，行动情景就是特定行动的场景。这是一个非常高深的概念，我认为奥斯特罗姆一定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琢磨行动情景（ActionSituation）。因为在过去的200年里，制度分析的大家都有一个追求，就是希望找到一个最基本的分析单元，叫做最小分析单元，去描述它的概念的内核。奥斯特罗姆选择用行动情景，有其独到的创见。很多人不理解这个创见，因为这个东西太难了。什么是行动情景呢？奥斯特罗姆在很多书里都已经详细地刻画过了。她认为的行动情景包括七个要件，这七个要件表征的是行为人在特定的岗位上受相关信息和相关控制的影响，然后如何导致相应的产出，这个产出的净成本和收益如何。它是影响行为人决策的内在结构，这个内在结构就是行动情景。行动情景受七组元规则的影响，这七组元规则是最根本的规则，是通过影响行为人的七个要件来影响行为人的七组产出，这是它的一套制度语言。

  这套语言的来源，是奥斯特罗姆1980年代在德国访学期间受博弈论的影响，她是借用博弈论的原理去构建行动情景内部结构。但是由于这套东西太复杂了，后来人们基本上都忽略了这一套东西，一直到今天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因此导致了理论上的混乱。

  我在《增进公共事物治理》一书中打了一个比方，把“行动情景”是什么这件事给说清楚了：行动情景就像中国人下棋，棋盘就是行动舞台，棋盘上面摆了很多棋子，棋子就是参与人，棋子的相对方位在每一个特定的局面上就是行动情景。每走一步子所形成的棋盘局面就叫行动情景，简单说就是这个意思。这七个要件描述了棋盘上这些行为人在面临棋局上的相对的这些要素。任何一个局中人在他特定的行动情景下，都有一个行动策略。就像我们下棋，不论下国际象棋、中国象棋还是围棋，在每一个行动情景上都有一个行动策略，这个行动策略是由内部结构决定的，对应相应的成本收益分析。所以每一步棋都有其最优的行为策略，作为行动情景的整体就产生了一个整体的逻辑结构，会产生一个个特定的博弈局面。

  行动情景描述的是一个动态的、行动量特别大的行动局面，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下棋，比如下围棋，所谓“千古无重局”，就是因为虽然棋盘很小，但是它包含的博弈策略很多。所以行动情景是历久弥新，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行动情景都是不一样的，很多看起来即使很相似，但是细微之处看起来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制度分析这么复杂，就是因为人们总是面临不同的行动情景，我们每个人在行动情景之中都面临这非常微妙的策略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制度设计这么难，是因为实际上很难捕捉如此精细的制度行动情景，因为它太复杂了。

  对这个理论有深刻的理解之后，就能明白为什么制度设计常常会失败：因为制度设计人不可能捕捉这么丰富的信息，外来的权威永远不可能为当地设计良好的制度，因为很难捕捉当地的丰富信息。奥斯特罗姆这个学派为什么这么重视自主治理？因为自主治理是唯一可能产生比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的方法，只有通过当地人的相互沟通、相互协商，才能产生比较符合当地情况的操作规则，而外来权威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这是制度设计面临的独特困境，奥斯特罗姆认为主要依靠自主治理来解决这一困境。中国社会往往由上层供给制度，上级政府来决策，一级一级制定法规，这种模式容易导致基层的制度失败，原因就是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很难与地方的特定条件兼容。

  影响行动舞台的变量有三种，奥斯特罗姆称之为外生变量：包括自然物质条件、经济社会属性和通用制度规则。这三种变量是刻画影响行动舞台的三种主要力量，自然条件、经济社会条件和规则条件。规则条件包括法律制度、各种各样的正式规则与文化这样的非正式规则，也包括社会规范。塑造人类规则的行为体系，就是所谓的通用制度规则。这七个规则是一套非常系统的博弈论语言，我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多少人很好地利用了这七个规则。全世界掌握这套规则的人不多，应用的人就更少，这是一个属于少数人的理论探索，我认为它恐怕走下去了，因为的确太抽象了。

  4.IAD框架的优势

  总的来看，IAD框架提供了一套通用的语言。它的好处在于它的一般性，可以拿它用来分析任何事物。这就是为什么在2005年的时候，奥斯特罗姆自己做了一个文献综述，发现各个领域都有用IAD框架。研究金融市场的、市场行为策略的，研究产权组织的，很多稀奇古怪研究的都在用IAD框架，至少有一二十个领域都查到了这方面的文献。可见它是一个非常一般性的共通语言，任何学科任何人做任何分析都可以拿来用。IAD框架包含了多学科的范式，试图奠定一套通用的语言，以解决80年代面临的“巴别塔困境”，即大家各说各的。用这套语言去讲特定的故事，去发展特定的理论，不同学科之间就可以对话了，发展理论来促进知识的积累。

  IAD框架比较强大的部分在于他能够处理复杂问题。制度分析的困难首先在于制度系统内部是复杂的，其次制度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很多其它因素的影响。IAD框架的好处在于将制度视为联合了很多其他因素（包括自然条件与经济社会条件）的联合体，一起影响行为人的策略选择。它把这些因素放到一起来看，因此是处理复杂性的一个方法，可以用来分析复杂的社会问题。

  当然在应用中，IAD框架主要的力量在于辅助研究设计，它是一个帮助建构研究的工具。做制度研究时可以用IAD框架来帮助组织研究，设定研究策略。你可以在一篇论文里说我是用IAD框架来构建我的整篇论文，我用IAD框架设计了我整个的研究项目。你也可以非正式地使用它，在脑子里面想一想，过一过，我这个事他受几个方面的影响，大概是怎样的关系。只是想一想，不一定写出来，作为你的内在思考来指导你的研究也是可以的。可以全局性地用，也可以部分地用，你可以从头到尾整体运用这个框架，也可以只在一个局部用一用，帮助你构建研究和思考。IAD框架还为制度研究提供了有益概念，它是启发人们作制度研究的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揭示了制度研究的复杂性和精细的内部结构。

  5.IAD框架的不足

  当然，IAD框架的问题也很多。2010年的时候我在印第安纳大学做访问学者。奥斯特罗姆拿到诺贝尔奖之后，我们访问学者自发的形成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奥斯特罗姆的理论框架，分析它的优点和缺点，发现它的缺点有很多。

  第一个是系统运用这个框架的成本较高。特别是做定量分析，你要搜集很多的数据，难度很大，要花很大的功夫去搜集很多的变量和数据，然后才能运用，使用成本很高。所以IAD框架比较适合做博士论文，可以用三四年的时间去收集很多的数据，好好用一用，做深度系统的研究。

  第二个缺点是过于复杂，难以掌握。用得越多，越发现问题的复杂性，所以要专门进行培训。

  第三个，也是这个框架最大的问题，是不包含任何的因果关系。IAD框架实际上只是揭示了一般性的逻辑关系，它是一个框架而不是一个理论。但是很多人把它当做理论来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用的时候无所适从，就发现这个好像怎么用都可以，选择太多了，这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理解框架和理论的关系。框架本身只是一套语言，你要用这个语言去梳理因果关系是行不通的，需要更深入的了解才能更好地使用。

  第四是这个框架提供了宏观的指导，但是难以深入。它是一个面上的宏观框架，好像和我具体研究的问题离得很远。我在当时做了一个文献研究，发现世界范围内，把IAD框架拿来好好用的就一类人，就是与印第安纳大学制度分析与政策研究所有关的人，要么是这里的老师，要么是这里的学生或访问学者，其它文献用的大都很浅。这一点当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说明它确实比较复杂。比如，制度子分类的问题，七项子分类，全世界运用的文献不超过五项。但近几年我发现对它的运用变多了，连日本人都冲上来用了。我不太清楚为什么，可能是奥斯特罗姆的影响变大了。

  我觉得奥斯特罗姆用IAD框架是从19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大概有20多年的时间，她所有的研究项目和主要的论文都是运用IAD框架来组织的。她做这些工作实际上是进一步检验和发展《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的一个核心思想，即如何去选择特定的成功的制度。但是她发现找不到最优的制度，所谓的最优的制度应该是和当地的条件相匹配，这个当地的条件既包括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也包括其他的制度环境，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所谓的好的制度，这也决定了制度的本质是多样性的。

  （四）作为IAD框架新发展的SES框架

  到2005年，奥斯特罗姆的思想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这一年出版的《制度多样性》这本书，我认为是一本很重要的著作，也是奥斯特罗姆思想再一次的升华。我觉得这本书的思想远远超过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如果奥斯特罗姆能够多活几年，把2005年之后的工作再好好进一步发展的话，没准还能第二次获诺贝尔奖，因为这个成果确实是意义重大。其中一项代表性成果发表在2007年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2009年在《科学》杂志上又做了更新。

  这两篇文章是奥斯特罗姆最后的著作，是她晚年思想的集大成，进一步升级了早年的IAD框架。这个新框架更加复杂，它包含8个要件。这8个要件有很多带有IAD的影子，是IAD的一个变形，但也有不同。我认为最大的不同是增加了背景设定，也就是社会、经济、政治设定，其他的要素实际上在IAD框架都有，当然还增加了相关的生态系统。到了晚年，奥斯特罗姆发现其实不止一个系统，这些系统是相互嵌套、相互影响的，所以她增加了相关的生态系统。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把资源系统和资源单元特意分开了，以前叫做自然物理条件。我认为这是因为她在1990年代之后参与了很多项目，比如国际林业研究网络的项目。这个项目她干了15年，专门研究林业资源的治理。她发现林业资源比灌溉系统复杂多了，森林比水要复杂，因为它的自然特性不仅仅包括资源，还要进一步分解为资源系统和资源单位。后来奥斯特罗姆注意到，大部分的自然资源都有这个特性：比如说把渔业系统作为整体，单个的鱼是资源单位。所以后来就把这两者分开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其他的本质上在IAD框架中都有，这8个要件构成了SES框架的第一层。

  第二层变量包括资源系统、治理结构、资源单位和行动者这些变量。奥斯特罗姆试图利用一组变量去刻画一个系统。这个其实IAD框架也有，只不过IAD框架没有把它正式化。SES框架利用明确的变量刻画了6个系统，每一个系统给出了明确的变量。在印第安纳大学的时候，这个框架被刚刚提出来，我们就经常讨论这里面的这些变量是不是合适、是否有更重要的变量，我们试图让每一层的变量都是固定而确切的，这样才能成为通用的语言。但后来发现，这个方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办法完全固定下来，后来很多学者放弃了这个路径，转而采用灵活变量去做这个事情。

  奥斯特罗姆选择了一种很重要的方法，即向下分解，就是对于每一个系统都先向下分层，进去之后再一层一层分解。每一层变量都可以进入分解单元，这样就可以分解得越来越多。她的学生目前已经分到了第五层，做得最好的是耶鲁大学的课题组，前年已经发表了成果，利用渔业系统分到第五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二层，等到第五层的时候已经非常复杂，有几百个变量了。她的另一组学生干的事就是把这套系统变成计算机语言，所以现在全世界有三个课题组在干一件事，就是把这套方法变成计算机可编码的工具。理想的状态是利用计算机编码去模拟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利用定量的方法把它识别和描述出来，进行可视化的诊断。这个过程非常艰难，我们现在只是针对特定的案例进行诊断，还无法做到大数据的比较分析。

  1.SES框架与IAD框架的比较

  SES框架其实是IAD框架在社会生态系统领域的一个升级版。IAD框架更一般，它适合于人类一切的制度分析。SES框架是针对人与人之间相互交互的系统的一类，包括灌溉系统、林业系统、草原等。针对这样的系统，SES是一个一般性的框架。从这方面来讲，它们针对的对象有差别。SES框架在公共池塘资源和公共治理当中是一个更有针对性的研究方向，更加精细。SES框架的变量语言要比IAD框架丰富得多，可以说提升了很多倍。IAD框架过于抽象了，它就是那么几个基本的要件，变量非常少，而SES框架在第二层就有几十个变量，第三层就上百个变量，变量语言更加丰富。IAD框架有一个很大的批评意见就是太宏观了，没有深入。SES框架使得这个研究更加精细和深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全世界很关注它。

  但是SES框架也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太复杂了。所以它一问世，在美国就有很多的批评。社会科学的理论要追求简洁抽象，你这个反其道而行之，是不对的。奥斯特罗姆驳斥了这种论点，她说有人批评我怎么把这个事搞得这么复杂，你们去看看字典有多少字，人类的语言多么丰富，需要有几万字的单词才能组织起人类社会的语言。我才用了100个左右的变量去刻画整个人类系统，这个多吗？这样想来也对，也就不觉得复杂。所以就有了一个关于社会科学复杂和抽象的平衡关系。

  实际上现在有两种不良的倾向，一种是社会科学的模型过于简化。过去我们长期有这样的问题，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型为什么不管用，就在于它太简化了。比如说经济学的模型就是两三个变量，最多五六个，十几个变量都是搞计量分析了。变量的关系放在全局去看太简单了，太抽象了，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的模型在理论和现实中往往走不通。但是社会科学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做得非常复杂，这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做法。社会学喜欢到村子里去做人类学的调查，调查之后就把资料搞得很丰富，然后基于这个再提出什么理论，一个村子就可以冒出一种理论。这样理论就漫天飞了，各提各的理论，可能陷于另一个误区，就是过于复杂，缺乏足够的抽象。

  所以社会科学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困境：如何在过度简化和过度复杂之间寻求一个适度的平衡。奥斯特罗姆认为平衡就在SES框架这种程度的呈现方式。社会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计算机已经可以处理上百个变量了，像这种尺度的复杂理论可以用计算机来处理。所以我认为SES框架适用于现在的大数据时代，是一种比较好的，平衡了简单和复杂的适当的理论抽象。

  SES框架是用来诊断社会生态系统的，在研究这样的对象的时候，IAD框架可以放在一边了。比如研究长江，长江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社会生态系统，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流域内的19个省区是一个超级大系统，还可以分解成很多子系统，比如鄱阳湖系统、洞庭湖系统等，再往下还有各自的子系统，它是一个有机的内在的嵌套关系。对于这样的大系统就需要复杂的模型去刻画。当然这里说的一级流域、二级流域、三级流域，还是地域上的，在SES框架中是资源系统的子系统，与奥斯特罗姆所说的整体图景还不是一回事，这个是需要区分的。

  （一）IAD框架

  接下来讲讲两大框架的具体应用。我选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IAD框架的应用，“TheEffectsofMigrationonCollectiveActionintheCommons:EvidencefromRuralChina”，这篇论文发表在发展经济学顶刊《世界发展》（WorldDevelopment）上。这个研究的起点是我们注意到中国无处不在的公地悲剧：比如1990年代的黄河断流，比如中国现在的道德困境，包括中国农村面临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农村广泛存在着公地悲剧，虽然老百姓都变得更富了，房子越盖越高，但是很多村子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村容村貌很糟糕，农村水土资源不断恶化，这些本质上是公共事物治理的危机，其原因是集体行动的衰落。奥斯特罗姆当年《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的副标题就是“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我研究的很多主题都是从集体行动这个角度切入的。中国农村这个危机的实质就是因为农民缺乏集体行动能力，集体行动能力衰落了。集体行动能力的衰落有很多原因，我们做了一些定量分析来解释集体行动的衰落。

  我们每年都对农村做大量调查，结果发现：中国农村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灌溉方式的转型。过去中国是一个以水渠为主的灌溉体系，在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八十年代都是如此。但是近三十年来，水渠的比例不断下降，打井灌溉和抽水灌溉越来越多。数据表明，现在水渠灌溉已经下降到三分之一，抽水灌溉和打井灌溉占到三分之二，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中国自古以来就以水渠系统灌溉为主，但是打井的数量在最近几十年增长得非常快。1964年，全国打了50万口井，到2011年，我们已经打了上亿口井。这个数字非常惊人，也就说中国的灌溉已经逐渐不依赖于集体行动了，以个体为主。也就是所谓的公共渠道普遍废弛，小微水利遍地开花。例如，即使在水利大省湖北，农民灌溉也已经非常依赖小型灌溉，抽水和打井灌溉非常普遍。

  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我们进行了研究，这个研究是根据IAD框架来组织的。三种影响变量，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条件和制度规则，这三者对农民的影响，导致了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因果链条，我们试图理解它们相互的作用机制。做研究首先要进行研究设计，所以IAD框架在这这里就是帮助我们设计一项研究。其实不用这个框架也是可以的，但是你需要很有经验，才可以做得非常好。这个框架可以提示你寻找什么变量去做解释变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有价值的。其次是逻辑关系是什么，是怎么样互相影响的，这个框架会给你提供一套指引:为什么这些变量会影响农民的行为选择，导致集体能力下降，因果链条大致如何建立起来。

  我们这个研究的具体做法，就是构建了一个新的因变量，利用农民灌溉的方式作为集体行动的一个度量,这个度量以前还没有人用过。水渠是最依赖集体行动的，打井和抽水是相对不依赖集体行动的，当然靠天吃饭就完全不依赖集体行动了。它作为集体行动的一个有趣的度量，这个度量可以作为被解释变量。我们选择了四组自变量，除了IAD框架中的三组，还有一组是控制变量。我们用这四组变量来解释集体行动的程度。

  我们用了近2000个样本做的回归，结果非常好。第一个结果发现，在我们做的检验当中，所有这些变量都和国际上的文献做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集体行动理论在国际上发展了有几十年，几乎所有的变量都被反复检验了，已经形成了非常强的理论共识。到底各种变量是怎么影响集体行动的，文献中是比较清楚的，但是没有人做过中国的实证研究。我们系统地检验了各个变量的影响，结果和国际上的各种结果都是一样的，这就说明中国没啥特殊的，国际公共事物治理的理论可以很好的拿到中国来用。其实有时候我们提中国特色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很多国际理论在中国是可以适用的。至少我们这个研究表明，国际集体行动理论在中国有非常好的适应性，各个变量和理论上都是一致的，包括稀缺性，做出来也是U型关系，太稀缺和太不稀缺都不利于集体行动，只有适度的稀缺才有利于集体行动。

  只得出是一样的是不行的，我们选择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变量，就是劳动力外流，作为论文讨论的重点。去年中国有2.82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这个是中国特色，西方也不是没有，不过是在100多年前，他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所以劳动力外流，是中国目前非常有特色的现象。自然资源的依赖性下降会降低集体行动，因为中国农村现在经济收入一直都在增加，包括家庭规模在变小、更高的教育水平，这些都是不利于集体行动的，农村老龄化也是。

  这些看到的中国农村发展趋势都是不利于集体行动的，所以中国农村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总结了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十大不利因素，这些因素都会让农村衰败，最近发表了一篇《提升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加快农业科技进步》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科学院院刊》上。对中国农村集体行动能力衰落的原因做了分析。当然这篇文章还指出了哪些因素是有利于农村集体行动的，找到了四个因素，其中有三个是背景因素，就是SES框架上面的背景设定，包括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市场化的不断深化和农村信息化的加速进步，此外还有一个微观变量，也就是农村土地流转的推进。

  于是政策含义就很清楚，避免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衰落，关键是如何避免不利因素，有效利用有利因素。我提出了五点政策取向，包括强化基层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发展专业化服务和农村多元合作治理，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农村电子政务服务，重视和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因地制宜推进制度创新。

  乡村治理最新的提法就是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其实核心还是自治，但是还需要法治和德治。法治和德治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套规则体系，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农村普遍自治，但对法治非常漠视，村民自治很糟糕，到处都有违法的现象。没有一个法治的环境，没有重视法治的建构。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德治体系有问题，法治体系必然有问题。要纠正这个问题，还需要比较长的过程，依赖于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法治建设，当然更基础的是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目前农村产权改革存在一个倾向，搞确权化保护农民的利益，这个当然是对的，但相伴随的问题是没有很好地落实集体产权。我们农村的土地也好，自然资源也好，都是集体所有制，但我们现在没有很好地落实集体所有制。确权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但我们说过于强调个人权利，弱化集体权利，集体权利越来越弱化，就会导致市场化的结果。市场化容易导致自然资源公地悲剧的后果，这可以解释农村的很多现象。所以未来要平衡，既要强调个人权利也要强调集体权利。保障集体权利，就是要建立有效的自治体系，这样才有可能落实集体所有权。

  （二）SES框架

  另外简单说一说SES框架定性的运用，向大家展示另一篇论文《诊断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理解中国古代的灌溉自主治理》，这篇论文最近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这篇文章是想检验，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发展有效的自主治理。

  我认为中国未来民主法治的基石，就是自治。评价中国未来的民主和法治发育水平，有两个简单的准则：一个是在城市里面，小区业主能不能广泛自治；第二在农村，村民能不能充分自治。我认为这两点落实了，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就落地了。所以，我这些年一直在做的研究就是探讨在中国国情背景下，如何发展出有效的自治。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即使在美国也有难度，美国这个社会发达的根源就在于其基层社会的广泛自治。中国强大的社会根源是我们的大一统体制，我们的中央政府很强大，过去两千多年都是如此。但是中国迈向一个现代社会，最缺的就是自治。中国将来如何有效发展基层自治，可能是中国政治建设的最大软肋。

  因为我很关注在中国怎么搞自主治理。所以，我一直在想中国有没有比较好的自主治理的故事。后来我找到了，就是中国的灌溉系统在明清时期非常发达的自主治理，于是把眼光转向了中国明清的水利灌溉，想要了解为什么在明清有比较发达的自治，利用SES框架去进行解释。当然这个来源于我的博士论文工作，期间研究了2000多年的灌溉管理制度的演变。这个演变非常有意思：在秦汉时还依赖于政府；唐宋有更专业化的分层管理；到明清就有了发达的自治，经历了2000年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认知基础上，我就运用SES框架去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明清时期会有发达的自主治理的出现。

  我的方法就是用SES框架去考察这个系统的变化，具体分为三组讨论：一是灌溉自主治理系统的兴起过程；二是研究资源系统的变化；三是研究背景设定的内部联系。我进一步去解释了背景系统的变化，大家看一下基本的逻辑关系，我刻画了行动者系统里面相应的变量和这些变量的逻辑体系，观察它们是如何影响自治的。

  在SES框架中考察，发现自治的兴起，最重要是因为有两个变量，一个是领导力，这就是当时的乡绅阶层，明清时期出现了乡绅阶层的崛起。再一个就是社会规范，当时非常发达的乡规民约，这是非正式的制度。这两者是导致地方自治兴起的关键变量。但这两个变量为什么会兴起呢？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社会规范的发展是中国经过一千多年的自然资源、土地的利用的管理产生了乡规民约等大量的制度。当然根本是由于农民对灌溉非常的依赖，农民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知识。在农村为什么会有乡绅阶层的崛起？这是因为明清到了中后期，基层的异质性增加之后对政治产生了影响，当然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这个阶层的崛起。

  这里你就会发现这四个系统的关系，在自然系统当中就是稀缺性，在背景系统里就是人口趋势和经济发展。在资源系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稀缺性，为什么会有稀缺性，就是因为随着人口暴增，导致对灌溉系统的需求增加，需要修建水利工程。那时候小型水利工程剧增，水利的发展导致水资源灌溉系统的增加，因为资源条件的恶化，导致饮水关系的恶化，反过来又要求兴建更多的水利工程。这样就发现这里本质的驱动力是人口，是人口暴增导致资源的恶化，资源变化导致治理系统的一个响应。

  那么为什么清朝时期会有人口的暴增呢？分析发现也有几个基本的因素，第一个是因为清朝政府的政策鼓励，从康熙的时候实行了摊丁入亩，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但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当时南美洲的甘薯、玉米、土豆等农作物被引进了中国。中国当时主要的粮食作物都种植在低海拔地区，但是这三种作物可以在比较高海拔的地方种植，这就使得中国的人口大规模的增加了。大量的开垦荒山的结果，导致粮食大量的增加，直接导致可供养的人口数量的增加。这样来分析，技术的进步是由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化导致当时中国供养人口能力的大幅度增加，政府政策使得人口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增加。这样分析，要追问原动力的话，应该是16世纪麦哲伦的全球航海，经过漫长的因果链条传导，最终导致了中国200年以后的地方治理更加依赖于自主治理，出现了大量的自主治理组织。

  社会科学发现一个微小的因素可以导致全球一个大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十年社会科学有逐渐抛弃宏大叙事的倾向，因为很多情形下细节决定成败。但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宏大叙事。这就需要不同的研究采取不同的方法。

  在这个例子中，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是怎样一步一步通过漫长的因果链条，导致明清时期大规模的自主治理系统的形成。仔细去想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讲定量分析，就是因为它是在一个非常小的片段去作相关因果关系的论证，所以现代社会科学面临着局限性。我们分析的过小，太局限，这制约了我们对一些更深层次机制的认知。

  因此，今天讲的SES框架，是带有新一代社会科学性质的。新一代社会科学就是要克服我们以前社会科学研究所面临的局限性，就是我们很多的模型建构过于局限，视野过于狭小。奥斯特罗姆思想很好的一点就是有全局、大局观。当然，中国人自古就有大局观，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我们的弱点是科学不发达。最近围棋的人类与阿尔法狗的大战，表明人的直觉再好，还是比不过科学。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大局观与科学有机结合在一起。

  我认为奥斯特罗姆的IAD和SES框架，本身就是有大局观的框架，而且这些框架又很好地结合了科学，成为一套先进的理论方法。这是奥斯特罗姆思想的学术魅力所在，体现了完美的东西方智慧的结合，也就是把东方的大局观和西方的科学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我相信，奥斯特罗姆的学术思想，有力促进了制度科学的发展，人类对制度进行科学构建正在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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