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者到作者：与《中国法学》共成长

　　吕忠梅

　　《中国法学》创刊四十周年，不仅是法学界的盛事，也是每一个法学研究者和法律工作者的共同记忆。感谢会议给我一个机会，能够与大家分享自己与《中国法学》的40年情缘，表达一份敬意与祝福！

　　1984年《中国法学》创刊，我从北大本科毕业被分配到中南政法任教。当时的中南政法学院刚刚恢复重建，我们借住在一个工厂的招待所里，没有学生，也没有教学科研活动。在自己对如何成为合格的大学老师充满困惑、如何进行法学理论研究迷茫彷徨的时候，是《中国法学》为我打开了教学科研的大门。还记得当年在筹建处上班的同事每季度把《中国法学》带到招待所，就会有一段开心而又充实的美好时光。中南政法的校园建好后有了教学科研活动，《中国法学》就成为了备课的“万能宝典”，让自己有底气站在讲台上；也是论文写作的“最佳模版”，让自己学会了像法律人那样思考、去写作。自己也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中国法学》作者。

　　15年后的1999年，我向《中国法学》投了第一篇稿件——《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问题研究》，投稿后十分忐忑，在中国尚无流域立法的时候，提出为长江流域立法的文章能入“法眼”吗？当一个月后接到责任编辑的电话，告知文章修改后可采用时，自己都不敢相信是一投即中。现在来看，这篇文章十分稚嫩，也许是因为首次系统研究长江保护立法而被选中，但《中国法学》鼓励创新的导向与培养青年学者的态度，激励我不断进行创造性研究。2016年，《中国法学》发表我投稿的《环境司法理性不能止于“天价赔偿”：泰州环境公益诉讼案评析》，成为了一般不发表个案分析文章的“例外”，让我感受到《中国法学》对科学性的追求，促使我不断提升研究能力和水平。之后，我应邀就《环境保护法》修订、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等发表论文，但在约稿时就被明确告知，必须通过外审才能发表，让我深刻体会到《中国法学》对学术性的坚守，进一步增强了我对法学研究的敬畏之心。

　　后来，我又成为了《中国法学》的评审专家、《中国法学》编委会成员，无论有多少身份。在我心目中，我永远是《中国法学》忠实的读者和努力的作者。

　　我相信，正是这种对青年学者的培养、对创新性的追求、对科学性的恪守、对学术性的坚持才成就了今天的《中国法学》！在激励和支持一代又一代法学研究者成长，为广大读者提供丰富而高质量学术资源的同时，成为了法学界一面高扬的学术旗帜！

　　有幸与《中国法学》共迎学术“不惑之年”，我由衷地感谢并充满期待：希望《中国法学》能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不断推出高质量学术成果，为推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贡献力量！希望《中国法学》能够搭建更多的学术交流平台，培养更多青年学者，促进学术思想的碰撞和融合！希望《中国法学》积极探索国际化新模式，更大提升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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