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环境法学界失去了创始人——金瑞林先生。

  3月3日上午七点多，我从北京火车站下车直接去了北大。那一天，有金先生的追思会！

  我到法学院时，八点刚过。进到灵堂，师母和孩子们都在，远远的看到我站在门口，师母问：是吕忠梅来了吗！我走上前，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师母紧紧握住我的手：金老师走得很安详，我们都要坚强些！

  不一会，罗豪才老师来了，因为九点有重大活动要参加，先来向金老师告别。接着，北大的老师、同学们，金老师的学生、朋友，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环保部、农业部、国务院法制办等各方面的代表，还有一些国际环保团体、国外法学院和国内的环境法教授们也陆续到了，屋子里挤得没有办法，后来的人只能站在门外。

  追思会由北大法学院张守文院长主持。听着老师、学生、朋友对金老师的追忆，我想起了30年前，与金老师的那次见面，那次开启我的环境法人生的谈话！

  那一年，我是北大法律系的二年级学生，对于每天教室、图书馆、食堂的生活，已十分熟稔。虽然已经上了一些法律专业课，但还没有发现自己特别的兴趣，更没有想过要把哪个法律学科作为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因为报考法律系是中学老师的愿望，我自己更希望读中文、做文学青年。我从来不用担心考试，只要考前准备几天，分数不会低。所以，除了上法律课，其它时间更多的是听讲座、看小说、参加文学社活动，日子过得紧张而丰富。

  记得是年底的某天中午，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是我的高中教导主任欧阳鑫老师，欧阳老师也教过我们英语。欧阳老师告诉我，他已经从我毕业的中学——沙市三中（现荆州市沙市中学）——调到了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到北京出差，顺便来看看我，也希望我能带路去拜访几位研究生，因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刚刚成立，受韩德培先生委托，到北大引进人才。

  我立即就带欧阳老师去了研究生楼，见到了两位法律系的研究生——程正康老师和另一位学法制史的张老师。他们谈了一些武大的人才引进政策，张老师有事先出去了。程正康老师就和欧阳老师谈起了《环境保护法（试行）》的修改，他们说的很多词汇，都是我上课时没有听过的。出来后，我问欧阳老师他们在谈什么，他说几句话说不清楚，你有兴趣去所听我们的会吧。于是，我连续几天到三里河的建设部招待所，听到了老师们激烈的争论。原来这里正在召开的是《环境保护法（试行）》修改小组的工作会，金老师是组长，也是会议的主持人。

  就是在这次会上，我从后排第一次看到金老师。也是在这次会上，欧阳老师和金老师约好，要去他家拜访。

  那天下午，我带着欧阳老师穿过燕南园，来到金老师住的小院。金老师开门见到我时，欧阳老师介绍：这是我原来的学生，现在北大法律系读书，带路的。金老师的笑容让我感到很温暖，不再那么紧张。落座后，欧阳老师说：刚成立不久的武大环境法研究所有意聘请程正康老师，希望听听金老师的意见。金老师简单介绍了程老师为什么从经济法专业转到了环境法以及程老师的基本情况，并说明了北大环境法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因为程老师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研究生，有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所以培养方式是开列书单、在本科课堂做助教、到相关部门调研、参与法律法规的起草论证研究工作。实际上是边读书、边教学、边研究、边成长。

  这是我最早听到的环境法研究生培养，其实也是法律研究生培养的事情！

  接下来，他们的话题转到了《环境保护法（试行）》的修改，谈起前几天的争论。金老师也许是发现了坐在旁边的我，一脸迷惑，便问我宿舍楼是否经常停水，我点头。金老师又问，知道为什么吗？我摇头。金老师说是由于将首钢、燕山石化等严重耗水企业建在北京，使本来就处于干旱地带的北京更加缺水；地表水缺乏就开采地下水，又引发了地面沉降等更严重的问题。这说明将北京建设成为工业中心并且是重化工业中心的产业结构，与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有矛盾，值得深刻反思。还有，森林草原的严重破坏也导致风沙线逼近北京。金老师说，最近有学者指出，严重的环境问题可能导致中国重新选择首都。

  金老师一直微笑着，娓娓道来，我的心中升起了无数问号，却不敢问。

  金老师说，1979年制定环境保护法时，很多问题都没有考虑成熟，但中国的环境问题必须要有法律规制，所以法律通过时加上了“试行”二字。我们过去有行政法规和规章先试行再正式颁行的先例，但法律采用这种方式的很少。环境保护法的试行，主要是因为经验不足：一是没有实践经验可以总结，二是理论研究刚刚开始，很多制度都直接来源于外国的立法，这些制度在中国是否适用，需要时间的检验。国家对环境立法高度重视，在《环境保护法（试行）》通过的第二年就成立了修订工作小组，开始修订工作，现在的激烈争论恰恰说明先“试行”是有道理的。从现在的情况看，这部法律的修订不可能很快完成。

  两位老师聊得火热，我一边听，一边想着前几天老师们争论的一些问题。

  欧阳老师起身告辞，抱歉占用了金老师太多的时间，我才感到天已经黑了。从金老师家里出来时，我已经想好，晚上去图书馆还掉小说，花功夫去弄懂“试行法”是怎么一回事。

  以后的事，大致如此：我不仅看了环境保护的书、上了环境法课，而且选修了生态学、生物学、社会学等课程，学士学位论文做的是环境法，硕士考了环境法；到现在，还是在做环境法的研究、带环境法的学生。

  很遗憾，我没有上过金老师的课，也没有成为金门弟子。程正康老师毕业后留在了北大，给我们上了环境法课，学士论文也是程老师指导的。后来，由于个人原因报考武大环境法所，师从韩德培先生攻读环境法硕士。九十年代中期，曾向金老师表达过报考环境法博士的愿望，也花了功夫复习，却因意外事件耽误。几年后在武大，申请了民商法博士学位，没有攻读环境法。

  不遗憾，我的环境法启蒙课，是在金老师家里上的。在以后多年的环境法研习中，不断得到金老师的指引，甚至是关爱有加，先生的教诲鼓励着我在环境法的路上前行。

  我一直不知道，在金老师的记忆中，是否会有一个腼腆的坐在他家里听讲的大二学生；也许同样的场景太多，即使老师有这样的记忆，那个学生也不一定是我。但我知道，当年那个一言不发的大二学生，在那天下午萌发了对一个法律新学科的强烈兴趣，也让金老师多年以后记住了我——一个以环境法为生存方式的北大毕业生。

  还记得，2002年，我因环境法而获评第三届“中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记者要求采访，我在武汉给金老师打电话，想请他对记者们谈谈，金老师欣然应允，我一点也没有听出来金老师在病中。记者告诉了我采访金老师的情况，说了金老师对我的评价，也讲了金老师的身体状况，我深感惭愧。再给金老师打电话时，他却笑着说，每年冬天我都是这样，没有关系的，能够为你们的成长做些事情很高兴，你不必在意。

  每个冬天，都是金老师很难受的日子，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户外活动，所以很少出门。2009年冬天，弟子们为金老师举行从教50周年纪念活动。金老师和师母，一直微笑着站在门口，给我们做“模特”，几乎给来的每个人都照了像。座谈会结束后，我们担心金老师太累，想先送他和师母回家休息，但金老师坚持和我们一起晚餐。我过去敬酒，金老师拉着我的手说：你的环境法研究是有成就的，一定要坚持！

  第二天，金老师又来参加了环境法学术年会，并对前来参加环境法博士论坛的学生们给予了热情的鼓励。

  我不敢想，在那样的寒冷的冬天，连续两天的外出，会对金老师的身体带来多大的影响。听到有学生说，他们劝了很久，但金老师坚持要来。

  在我的记忆中，很多年的冬天，金老师穿着厚厚的大衣，走路都十分困难；但只要坐下来开始讲话，就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毫无倦意的人！金老师总是微笑的看着你，娓娓道来，用非常温和的口气表达着十分坚定的思想！

  我想起了金老师送给大家的那句话：“方法就是世界！”想起了金老师为汪劲教授著作所做的序：“在一生的学术生涯即将走到尽头时，还能做些什么呢？我想只有甘为‘人梯’，为后人做些铺路的事了。于是，我殷切地期盼着：我的门生中的优秀者，能成大器！他们能以顽石点头的精神，为环境法在中国的构建和发展，做出创造性的贡献！在他们的成就面前所生欣悦之情，胜过我自己的成功！”

  在金老师的追思会上，师母说：金老师的大半生都在与疾病作斗争，一个早在几十年前就被医生判断为活不长的人，能够多活40年，值得骄傲。我对师母、也对所有人说：我们都要成为金老师！我们一定要成为金老师！让金老师永远活在环境法里！

  〔作者简介〕吕忠梅，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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