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杨临萍、吴兆祥、田心则|《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

 

　　作者简介：杨临萍，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吴兆祥，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一级高级法官；田心则，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二级高级法官。

 

　　文章来源：《法律适用》2027年第1期，注释从略，内容以刊物发表版本为准。

 

　　目 次

 

　　一、制定背景

 

　　二、指导原则

 

　　三、重点内容

 

　　摘要：2026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的制定，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有效应对环境资源犯罪态势变化、准确把握环境资源犯罪行政犯属性以及全面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必然要求。《纪要》坚持正确方向、坚持问题意识、坚持效果导向、坚持实质判断与形式判断并重、坚持宽严相济。《纪要》分为一般规定、污染环境犯罪、破坏矿产资源犯罪、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共四个部分30个条文。本文对依法惩治环境资源单位犯罪、危险废物提供方或者委托方以共犯论处的认定、以合法活动名义实施非法采矿的认定、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犯罪对象等21个重要问题进行了重点解读，旨在为司法实践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纪要》提供参考，进一步统一环境资源刑事裁判尺度、提升环境资源刑事审判质效、推动环境资源刑事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环境资源刑事审判；座谈会纪要；污染环境犯罪；破坏矿产资源犯罪；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

 

　　2026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26〕150号，以下简称《纪要》）。《纪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中关于“加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依法严惩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违法犯罪行为，全面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工作要求，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要求，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为便于司法实践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纪要》，现就《纪要》的制定背景、指导原则、重点内容等介绍如下。

 

　　一、制定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依法严惩各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犯罪行为，环境资源刑事审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在持续完善环境资源刑事裁判规则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坚持问题导向，注重规则供给，单独或者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二十余部刑事司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涵盖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狩猎罪、盗伐林木罪等绝大多数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罪名，基本构建起了相对完整的环境资源刑事裁判规则体系，为准确适用法律、统一裁判尺度、规范定罪量刑标准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现行环境资源刑事规范体系仍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纪要》的制定，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重大任务；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将“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方面；二十届四中全会把“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列为“十五五”时期主要目标，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进一步要求完善生态环境法治体系。这些重大决策部署既为新时代环境资源刑事审判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进一步完善环境资源刑事规范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法治要求。人民法院应当在适用法律中不断总结经验，始终做到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审判工作中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纪要》的制定，是有效应对环境资源犯罪态势变化的必然要求。“十四五”期间，人民法院共审结各类环境资源一审案件119.2万件，其中刑事案件14.1万件，环境资源一审刑事案件收案量持续下降，2025年新收2.4万件，较2021年下降32.6%。这一数据充分反映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规范有序、成效显著，人民法院服务、融入、促推国家生态环境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也要看到，当前，我国的环境资源犯罪态势出现新情况、发生新变化，司法打击与治理难度加大。具体来看，污染环境犯罪的手段不断翻新，犯罪方法更加多样，犯罪分子反侦查意识提升，因果关系认定、事实查明难度明显加大；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类型化、地域化明显，野生动物交易由线下向线上转移，交易方式日益隐蔽，且与洗钱、逃税等跨国犯罪存在紧密联系；非法采矿犯罪的团伙化、职业化、产业化趋势明显，犯罪后果更加严重；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处理复杂棘手；等等。面对上述新形势，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完善司法规则、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来破解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难题。

 

　　《纪要》的制定，是准确把握环境资源犯罪行政犯属性的必然要求。通说认为，环境资源犯罪均为行政犯，其违法性判断具有双重性，不仅涉及刑事违法性评价，还依赖于前置行政法规范对行政违法性的界定。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相关环境行政违法行为是否同时具备刑事违法性，以及在特定情形下是否具有科处刑罚的必要性，存在认识分歧与认定难点。人民法院应当审慎把握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边界，既要防止以罚代刑，充分发挥刑罚的惩罚与预防作用，又要避免刑事打击面过宽，依法准确惩治环境资源犯罪。

 

　　《纪要》的制定，是全面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必然要求。生态环境法典已于2026年8月15日实施，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立法实现了从分散立法向系统编纂的历史性跨越，迈入体系化、科学化的法治新阶段。生态环境法典全面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对于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生态环境法典》第1071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依法惩治环境资源犯罪提供了更为统一、权威的前置法依据，对环境资源刑事司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深入学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对有关环境资源犯罪构成要件及其填补规则进行深入研究，深刻理解和准确适用法典确立的“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等六项基本原则，准确把握法律制度的内在逻辑与实施要求，确保刑事责任追究与行政监管措施有机衔接，实现生态环境法典与刑法条文的准确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启动《纪要》起草工作后，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征求了全国法院和相关单位、专家学者意见，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第52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纪要》。

 

　　二、指导原则

 

　　（一）坚持正确方向。《纪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聚焦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守司法为民初心使命，坚持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环境资源刑事审判业务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一是坚持生态优先，筑牢生态安全司法屏障。《纪要》序言要求，对于行为人有主动消除或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缴纳赔偿金等法定、酌定从宽情节的，要依法体现从宽。《纪要》第3条规定了应当将生态环境损害后果以及履行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情形作为对环境资源犯罪被告人和被告单位确定罚金数额时予以综合考虑的因素。《纪要》第29条更是将是否积极修复生态环境列为决定是否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重要裁量因素之一。这些规定，体现了刑事制裁与生态修复、源头治理的兼顾并重。二是坚持绿色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如《纪要》第17条的规定体现了对以合法活动为名行非法采矿之实行为的从严打击，有利于维护矿产资源开发管理秩序，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服务绿色发展大局。三是坚持系统保护，构建全链条刑事惩治体系。《纪要》序言要求，要强化与公安、检察、行政等部门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配合取证、程序衔接等方面协同配合，共同提升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和整体保护水平。《纪要》第24条确立了对涉砂犯罪开采、运输、过驳、销售行为的全要素、全过程、全链条的刑事惩治标准。这些规定体现了对生态环境要素系统性保护的理念，有利于防止因环节分割而导致的惩治盲区。四是坚持最严法治观，以严密法治守护绿水青山。《纪要》序言要求，要坚持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牢牢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纪要》第7条规定了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危险废物等行为是否构成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行为，应当进行实质审查判断，确保对涉嫌犯罪情形依法精准认定，防止放纵犯罪分子，真正体现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环境的鲜明导向。

 

　　（二）坚持问题意识。《纪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秉持问题意识，特别注重发现、归纳、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是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普遍遇到的问题，如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犯罪对象问题，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非法狩猎罪中“禁用工具”和“禁用方法”如何认定的问题。二是相关司法解释虽有规定但仍需进一步细化的问题，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19条第4款规定的“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或者超出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范围”应当具体包括哪些情形的问题。三是相关司法解释虽有规定但是实践中存在理解分歧不利于法律适用统一的问题，如哪些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矿产犯罪解释》）第12条第2款规定的应当依法没收的“用于犯罪的专门工具”的问题。

 

　　（三）坚持效果导向。《纪要》立足审判实务，聚焦环境资源刑事审判中的难点、重点、热点问题，形成共识，明确规则，加强指引。在规则供给方式上，对于实践基础较为扎实、认识达成一致的问题，直接确立明确规则，统一裁判标准。如《纪要》第8条、第15条分别确立了污染环境案件中“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以及“公私财产损失”的具体认定标准。再如针对实践中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案件数量较少的现实，《纪要》第30条确立了认定构成该罪名中“情节严重”的综合判断标准，此类规定对于确保法律统一适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四）坚持实质判断、形式判断并重。《纪要》坚持实质判断与形式判断并重，引导审判人员全面审查环境资源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应受刑事处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确保不枉不纵。《纪要》第9条明确了排放、倾倒、处置含超标重金属的污染物构成污染环境罪的，量刑时应当综合考虑排放、倾倒、处置污染物的数量、次数、持续时间、污染的区域和范围等因素。《纪要》第11条明确了危险废物经过多次流转交易的，对危险废物的最终处理行为是否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应当综合审查危险废物的理化及生物特性、利用价值、交易价格、处理成本、是否存在利益链条等因素，结合全案证据认定。

 

　　（五）坚持宽严相济。《纪要》坚持按照环境资源刑事案件的特点和规律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准确把握“宽”和“严”的辩证关系，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应当宽严并用、宽严并重，防止只讲严而忽视宽或者只讲宽而忽视严，既有力惩治和震慑犯罪，又尽可能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要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尊重人民群众朴素公平正义观，在法律规范的裁量空间内，依法寻找最佳处理方案，全面落实“严格依法办理、裁判标准统一、宽严理据充分”的工作要求。

 

　　三、重点内容

 

　　《纪要》共30条，除序言外，分为四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一般规定”，共6条；第二部分“关于污染环境犯罪”，共10条；第三部分“关于破坏矿产资源犯罪”，共9条；第四部分“关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共5条。

 

　　根据《纪要》序言，其适用范围限于《刑法》第二编第六章第六节规定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所涉的16个罪名。但需指出的是，《纪要》作为审判经验总结，所确立的裁判理念和裁判思路在办理其他环境资源刑事案件时亦可参照适用。特别是序言中一般工作要求部分，系对环境资源刑事审判规律的提炼，对于办理各类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指引意义。

 

　　（一）关于依法惩治环境资源单位犯罪

 

　　根据《刑法》第346条的规定，《刑法》第338条至第345条规定的环境资源犯罪均可由单位构成。为此，《纪要》第1条第1款专门规定：“应当依法追究单位及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坚持惩治与预防相结合的原则，引导并监督单位及相关人员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实现刑事制裁与生态修复、源头治理有效衔接。”制定本条的主要考虑是：其一，环境资源领域单位犯罪高发易发，尤以污染环境、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罪名居多。相较于自然人犯罪，单位实施的同类犯罪行为往往借助生产经营的规模化优势，造成的危害后果更为严重，社会影响更为恶劣，需依法予以重点打击。其二，当前司法实践中，单位犯罪认定难问题较为突出，对单位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单位意志、单位利益的认定标准理解不一，对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区分，因单位治理结构、决策程序的复杂性而存在分歧。其三，相较于自然人，单位通常在资金储备、技术配置与人力资源方面具备显著优势，面对环境法益侵害后果，拥有更为成熟的应急处置机制与风险防控体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以及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承担能力也显著强于自然人。基于上述考虑，《纪要》第1条第1款的规定，既是落实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题中应有之意。

 

　　《纪要》第1条第2款、第3款规定的主要制定思路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重点打击出资者、经营者、主要获利者，既要防止不当缩小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范围，又要防止打击面过宽。重点说明三个问题：一是有观点认为，实践中有的法定代表人仅为挂名，不负责实际经营，故不宜列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经研究认为，本条规定中对于应当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单位法定代表人、主管负责人、实际控制人，或者经授权的分管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等”，均规定有在实施环境资源犯罪中“起决定、批准、组织、策划、指挥等作用”的限定条件，如果法定代表人仅为挂名，不负责实际经营，则并不符合上述条件，不能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二是本条第2款曾将“纵容”与“决定、批准、组织、策划、指挥”并列，后经研究认为，按照刑法的规定，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一般应当具有决定、批准、组织、策划、指挥等积极促成犯罪的行为，而“纵容”在犯罪中的作用较为模糊，如果是指明知且应当制止而不加制止，放任行为发生的情况，则需要综合考虑其职责、主观上明知、制止义务与可能等因素认定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如一概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予以追究刑事责任可能并不妥当，故予以删除。三是有意见建议将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负责人或者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明确规定为属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经研究认为，根据《安全生产法》第3条第3款规定的“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三管三必须”原则，以及第5条关于“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规定，不宜一般性地将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负责人或者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明确规定为属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应当根据个案情况进行审查判断。

 

　　（二）关于确定罚金数额的综合考虑因素

 

　　我国刑法针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均配置了罚金刑。在环境资源刑事审判中，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充分用好罚金刑，强化经济性制裁，切实提高犯罪成本，增强刑事威慑力，实现更好的一般预防效果。为此，《纪要》第3条专门明确了确定罚金数额时应当综合考虑的各项因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如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判处罚金。《纪要》第3条的规定与该司法解释精神总体一致，但更加凸显了环境资源案件的特点，专门强调了“生态环境损害后果”以及“履行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这两项核心裁量因素。

 

　　（三）关于自动投案的认定

 

　　《纪要》第4条针对行政主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后，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自动投案”作出了明确规定。本条旨在鼓励环境资源犯罪嫌疑人在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前主动投案。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刑事审判参考》第1050号案例认为：“台州市环境保护局等单位根据相关线索，与公安机关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在执法行动中发现被告单位、被告人周正友有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其间展开对被告单位、被告人周正友的调查。在联合执法调查过程中，环保部门、公安机关均已掌握了被告单位、被告人涉嫌犯罪的事实和线索、材料。周正友在环保部门调查谈话期间，如实交代了相关犯罪事实。后环保部门根据行政执法移送制度，将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周正友系在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之后，再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不属于自动投案，不应认定具有自首情节。”经研究认为，实践中行刑移送案件的形态较为复杂，主要存在将行为人和案件同时移送公安机关（“人案同移”），与只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而并不移送行为人（“只移案不移人”）两种情形，认定标准对此应当有所区分：在“人案同移”情形，若行为人一直处于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公安机关的实际控制之下，即便其尚未受到讯问或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因其缺乏脱离管控后的自主投案空间，不具备投案的主动性，故不宜认定为自动投案。在“只移案不移人”情形，若行政主管部门仅移送案件材料而未将行为人一并移送，行为人在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投案的，基于鼓励自首、节约司法资源的刑事政策考虑，宜认定为构成自动投案。综上，为了避免实践中对《刑事审判参考》第1050号案例裁判要旨僵化理解，有必要结合刑法关于自首制度的立法目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通过专条予以规范。本条中“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涉嫌犯罪并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后”的“案件”表述，特别强调仅适用于行政主管部门向公安机关“只移案不移人”情形，而不包括“人案同移”情形。

 

　　（四）关于“二年内”起算时间的计算

 

　　在环境资源犯罪有关司法解释中，广泛存在将2年内曾因实施特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受过2次以上行政处罚后又实施特定行为作为“情节严重”等入罪情形的规定。例如，《矿产犯罪解释》第3条第1款第3项规定“二年内曾因非法采矿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非法采矿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43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关于前述规定中“二年内”的起算时间如何确定，《纪要》第5条第1款予以了明确：“‘二年内’以第一次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生效之日与又实施相应行为之日的时间间隔计算确定。违法行为人针对第一次行政处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影响第一次行政处罚生效时间的认定。但是第一次行政处罚决定被行政复议决定或行政判决撤销，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主要考虑是，以第一次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生效之日作为“二年内”的起算时间，理论与实践中不易产生争议。但是若行为人针对第一次行政处罚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应当如何确定起算时间，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除复议或者诉讼不停止执行的情形外，行政处罚在复议或诉讼期间尚未发生法律效力，故应以行政复议决定或者行政判决生效之日作为起算时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根据《行政处罚法》第73条第1款的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亦即原则上行政处罚决定自送达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因此，违法行为人针对第一次行政处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影响该行政处罚生效时间的认定，不能以行政复议决定或者行政判决生效之日作为起算时间。但若行政复议决定或者行政判决最终撤销了第一次行政处罚决定的，因该行政处罚决定自始无效，则不应当再将其作为“二年内”的起算时间。经研究，《纪要》采纳了第二种观点。

 

　　《纪要》进一步规定，“二次以上行政处罚”，既可以是同一行政机关作出，也可以是不同行政机关作出；既可以是同种行政处罚，也可以是不同种行政处罚。《纪要》第5条第3款规定：“对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因违反多个法律规范而由不同行政机关分别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视为一次行政处罚，并以第一个行政处罚的生效之日作为计算此次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生效时间。”针对同一违法行为因违反多个法律规范而被不同行政机关分别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形，是以第一个还是以最后一个行政处罚的生效之日作为起算时间，现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两种观点各有道理。考虑到若以第一个行政处罚的生效之日作为起算时间，客观上使得前后两次行政处罚的时间间隔拉长，在同等条件下更不易满足所需的“二年内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之要件，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故作出现规定。

 

　　（五）关于证据跨诉讼程序的使用

 

　　关于公安机关在办理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时，为查明生态环境损害事实，委托相关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评估报告或者委托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的专家意见，能否在后续基于同一生态环境损害事实提起的环境资源民事、行政诉讼中作为证据材料使用，实践中存在不同做法。《纪要》第6条为此明确规定，上述鉴定意见、评估报告或者专家意见，经庭审质证后，可以作为基于相同的生态环境损害事实提起的环境资源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中的证据材料。

 

　　本条与相关规定的共同理念是：刑事诉讼与民事、行政诉讼在证明标准上存在差异，但证据材料本身并不因诉讼程序的转换而当然丧失证明价值，关键在于要依法经过庭审质证和人民法院的审查判断。

 

　　适用本条规定时，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本条表述使用的是“证据材料”而非“定案根据”。鉴定意见、评估报告或者专家意见在刑事诉讼中形成后，其在后续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定位是“证据材料”，即具有接受法庭审查的资格，但并不当然具有预决效力或者免于质证的效力。人民法院仍应当依照民事、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对该证据材料在庭审质证后进行审查判断，审查内容包括：鉴定机构或者专家是否具备相应资质、鉴定评估程序是否合法、鉴定评估依据的材料是否真实完整、鉴定评估方法是否科学可靠、鉴定意见与待证事实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等。只有经过审查并符合民事、行政诉讼证据标准的，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二是应当注意刑事诉讼与民事、行政诉讼在证明标准上的差异对证据评价的影响。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要求排除合理怀疑；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清楚而有说服力”。这一差异意味着，同一份鉴定意见、评估报告或者专家意见，其在刑事诉讼中所欲证明的事实，可能因结合全案证据未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而未获认定，但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如果其证明力足以使法官对待证事实的存在达到相应的证明标准，则仍可以据之对待定事实作出认定。

 

　　三是关于“基于相同的生态环境损害事实”的限定。本条将适用范围限定于“基于相同的生态环境损害事实”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案件，意味着如果后续诉讼涉及的损害事实与刑事诉讼中的损害事实不具有同一性，或者当事人就损害范围、程度、因果关系等在后续诉讼中有新的主张，则刑事诉讼中的鉴定意见、评估报告或者专家意见等无法作为后续诉讼的证据材料使用。例如，刑事诉讼中仅就污染物性质进行了鉴定，但民事诉讼中原告主张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期间服务功能损失，则原鉴定意见的证明范围有限，原告仍需就修复费用等专门性问题另行举证或者申请鉴定。

 

　　（六）关于对非法处置危险废物行为的审查判断

 

　　根据《刑法》第338条的规定，污染环境罪的实行行为包括排放、倾倒与处置。排放和倾倒行为的含义相对明确，而处置行为的外延具有宽泛性、内涵具有多义性，刑法和《环境污染犯罪解释》均未对“处置”的含义作出明确具体规定，导致实践中把握标准不一。此外，实践中还存在一种倾向，对于无法认定为排放和倾倒行为的，径行兜底化认定为处置行为，致使行为定性错误，影响正确适用法律。综上，确有必要在《纪要》中对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予以明晰界定，以确保法律统一适用。为此，《纪要》第8条第1款将非法处置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质与危害程度，解释为与非法排放、非法倾倒行为具有相当性，并对其含义予以了合理限缩。

 

　　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468条的界定，合法处置行为应当具备以下特征：一是采用改变固体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二是实现对固体废物的减量化或者无害化处理，即减少已产生的固体废物数量、缩小体积、减少或者消其危险成分；三是具有最终结局性质。虽然生态环境法典系从行政管理角度界定合法处置概念，而刑法应从打击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角度予以规定，但污染环境罪作为行政犯，其刑法意义上的处置与前置法中的处置在行为方式上应当保持基本一致。《纪要》第8条第1款在借鉴生态环境法典上述规定基础上，明确了非法处置行为应当具备的三个特征：一是“方法限定性”，即用改变危险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进行处理；二是“外环境接触性”，即将处理后的危险废物或产生的其他污染物直接向外环境排放、倾倒，或者虽未直接向外环境排放、倾倒，但处理后的危险废物或者产生的其他污染物中的有毒有害成分大量扬散、流失、渗漏、挥发等而与外环境接触；三是“环境损害性”，即造成环境污染。三个特征中，“方法限定性”侧重于行为手段的物理、化学、生物属性，意在将单纯的收集、贮存、运输、利用等行为与处置行为相区分；“外环境接触性”侧重于污染物的空间流向，旨在划定刑事规制的行为边界，避免将尚未脱离行为人有效控制、未与外环境实质接触的内部处理环节不当入罪；“环境损害性”则强调污染行为的实质法益侵害，要求处置行为必须实质造成了环境质量的下降或者生态功能的损害，而非仅具有抽象危险。

 

　　本款规定的三个特征与前置法保持衔接，层层递进、缺一不可，共同构成非法处置行为的完整认定标准，有利于合理限定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处置行为的认定范围，应当严格把握各特征的要件内涵，既不能不当限缩、也不能随意扩张，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比如，对于单纯的非法运输危险废物的行为，应当查明上述三个特征是否均具备，否则不宜仅以运输行为认定为构成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并以污染环境罪论处；但若该行为符合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罪等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应当将《纪要》第7条和第8条结合起来全面把握“非法处置”的认定规则。《纪要》第7条规定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8.关于非法排放、倾倒、处置行为的认定”部分，确立了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危险废物等行为是否构成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行为的一般性判断标准。《纪要》第8条第1款在《纪要》第7条规定基础上，对“非法处置”的认定进行了限缩，即并非所有符合第7条规定、初步构成“非法处置”情形的行为均可最终认定为“非法处置”，还必须满足用改变危险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进行处理的手段要件，两个条文之间构成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纪要》第8条第2款直接来源于《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18条，体现了对以“利用”为名行“处置”之实行为的依法打击立场。《纪要》第8条第1款与第2款之间又构成基本规则与特殊规则的关系。审理具体案件时，应当遵循递进式审查判断步骤：首先依《纪要》第7条审查是否构成“非法排放”或者“非法倾倒”，若构成则直接认定；若不构成，再进一步审查是否构成“非法处置”。若依《纪要》第7条初步判断可能构成“非法处置”，则须进一步依《纪要》第8条进行要件审查，符合的方可认定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七）关于对涉重金属污染环境案件量刑的实质化综合评价

 

　　《纪要》第9条确立了对涉重金属污染环境案件量刑的实质化综合评价原则：“排放、倾倒、处置含超标重金属的污染物构成污染环境罪的，量刑时应当综合考虑排放、倾倒、处置污染物的数量、次数、持续时间、污染的区域和范围等因素。”

 

　　“严重污染环境”是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之一，为此，《环境污染犯罪解释》具体列举了“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细化了裁判规则，增强了法律适用的可操作性。特别是该解释第1条第3项和第4项对于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含超标重金属污染物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分别明确了3倍和10倍的数量标准，极大便利了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把握。但是，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其一，《环境污染犯罪解释》在制定时，借鉴了当时重金属污染防控实践中的分类标准，将铅、汞、镉、铬、砷、铊、锑等重点防控重金属和兼顾防控的重金属污染环境纳入刑事规制范围。但该解释所设定的倍数标准，系参照《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而确定，而该标准是针对排入地表水体的场景设定。对于实践中将含重金属污染物直接排入土壤的，因缺乏直接的浓度参照标准，致使此类案件难以准确认定危害性与进行有效打击。其二，在一些案件中，单纯的重金属浓度并不能科学反映污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排放含重金属污染物超标倍数已达入罪标准，但排放时间短、排放量少，案件修复费用很少，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虽然可以依据《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出罪，但是审判人员在适用上往往存有顾虑。其三，因监测数据缺失、排放时间跨度大等原因，在一些案件中含重金属污染物超标排放倍数难以查实，无法根据相应的倍数标准有效定罪量刑。基于以上情况，同时考虑到依据明确的数量标准定罪量刑既有易于准确把握之利，也有容易导致机械司法之弊，为此，《纪要》将本条中“排放、倾倒、处置污染物的数量、次数、持续时间、污染的区域和范围等因素”作为量刑的综合评价因素，以正确定罪量刑。

 

　　实践中适用本条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严格区分定罪与量刑的功能边界。在已构成污染环境罪的情形下，应当将本条规定的因素作为量刑情节予以充分考虑。对于已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3倍或10倍入罪门槛的案件，可参考本条规定进行综合评判，符合《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的，可以依法予以出罪，实现定罪上的法定化与量刑上的实质化。二是强化实质判断与量化标准的互补适用。在适用《环境污染犯罪解释》数量标准的同时，应结合污染物最终流向（如是否进入饮用水源、基本农田等）、生态修复紧迫程度及实际治理成本，对“污染的区域和范围”进行规范化认定。对于超标倍数虽刚达阈值但污染范围波及重点保护区域，或虽排放量小但属长期隐性排放的，应在法定幅度内体现从严；反之，对于超标倍数高但系偶发、短时、可控或已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的案件，应体现从宽，避免唯倍数论的机械裁判。三是注重量刑评价与修复责任的衔接。在综合评价量刑时，应将行为人是否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否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是否及时缴纳赔偿金同时纳入考量体系。特别是对于前述修复费用较低、社会危害性相对有限的案件，若行为人已主动修复并消除危险的，可依法从宽处罚，从而通过量刑的实质化评价分流轻微案件，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八）关于危险废物提供方或者委托方以共犯论处的认定

 

　　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534条的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取得许可证；禁止无许可证或者不按照许可证的要求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活动。《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8条基于危险废物的危害特性以及经营许可、全程监管制度，规定“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以共同犯罪论处”。该条在主观故意的证明上采用了事实推定的方法，有效促进了前置法与刑法的衔接，切实解决了危险废物共同犯罪实务认定难的问题。为便于实践中准确理解与适用该条规定，《纪要》第10条、第11条就适用中的若干疑难问题予以了进一步明确：

 

　　一是关于可以适用《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8条以“共同犯罪论处”的主体范围问题。根据《纪要》第10条第1款和第3款规定，可以适用《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8条的主体范围包括危险废物产生者、倒卖者、居间介绍者，但不包括非法出租、出借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人员以及参与非法运输危险废物的人员。主要考虑如下：第一，危险废物产生者、倒卖者、居间介绍者可以适用。实践中，有的产废单位为了降低危险废物处理成本，将危险废物交给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他人处理，对其应当适用《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8条并无疑义。除此之外，有的案件还可能涉及危险废物被层层转包，倒卖和居间介绍在转包型污染环境共同犯罪中数量较多，有的已呈现明显的产业化迹象，行为人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甚至形成了完整的一条龙作业。对于长期或者多次进行危险废物倒卖、居间介绍的行为人，根据其社会认知、从业经历、污染物交易价格等因素，可以推定或者判断其明知危险废物不可能得到合法处理，故该倒卖和居间介绍行为已超过了一般业务行为的必要性范围，在共同犯罪链条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帮助作用，可以适用《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8条的规定予以刑事打击。第二，非法出租、出借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人员以及参与非法运输危险废物的人员一般不宜适用。实践中，非法出租、出借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现象较为突出，有的持证单位受利益驱动，将许可证出租、出借给不具备相应能力、技术和设施的主体，使其得以披着合法外衣从事危险废物经营活动，实质上规避了经营许可制度的监督。此类出租、出借行为虽在客观上为后续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其并未直接参与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活动本身，行为性质直接侵害的是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秩序，与污染环境罪侵犯的法益存在区别，不宜适用《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8条。此外，当前跨区域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犯罪，相当一部分系通过平台雇车转运。司法实践中，各地对参与非法运输危险废物的人员是否可以根据《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8条的规定认定为共同犯罪认识不一。经研究认为，参与非法运输危险废物的人员通常仅提供运输服务，既不参与危险废物的产生，也对后续的非法排放、倾倒、处置行为不具有支配力。从文义解释角度来看，《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8条将共犯主体表述为“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提供者”或者“委托者”，而运输人员既非危险废物的提供者亦非委托者，不宜认定属于该条规定的共犯主体范围。当然，根据《纪要》第10条第3款的规定，对于非法出租、出借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人员，以及参与非法运输危险废物的人员，可以依照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来认定其与直接实施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

 

　　二是关于“明知”的内容问题。《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8条对于提供者、委托者是否具有共同犯罪故意采取了事实推定的证明方式。从规范构造看，该条并未要求公诉机关就提供者、委托者与接收方之间存在明确的犯意联络承担证明责任，而是通过规定特定客观行为方式，将主观故意的证明转化为对客观事实的查明。从司法经验上看，危险废物的提供者、委托者通常并非对环境风险缺乏认知的一般主体，而是基于降低处置成本等利益考量，有意识地选择不具备资质的接收方。其对该选择所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在认识层面具有预见可能性，在意志层面则表现为对危害结果的容忍或放任。因此对于该条规定中的“明知”内容，根据《纪要》第10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界定为两项：其一，明知接收方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其二，明知向他人提供或者委托他人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是危险废物。至于接收方在接收危险废物之后是否会实施后续的污染环境行为，则不属于“明知”的范围。换言之，该条所要求的“明知”仅指向资质缺失与对象属性两项基础事实，而不要求行为人对后续污染环境行为的具体方式、时间、地点或者后果具有认识。这一规定既符合事实推定的规范逻辑，亦避免了因要求过高的主观证明标准而导致该条形同虚设。

 

　　三是关于是否造成“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的认定问题。根据《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8条的规定，上游（包括中间环节）在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后，须在下游因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方可构成共同犯罪。也就是说，下游成立污染环境罪是上游构成共同犯罪的必备条件，二者之间呈现“下游不成立、上游亦不成立”的从属关系。办理此类案件时，须有充分证据证明下游因非法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然而，现实中危险废物由产废单位提供给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他人后，往往经过多次倒卖、转手，其最终处理情况有的难以查清。对于该情形，上游是否构成犯罪需要谨慎认定。根据《纪要》第11条的规定，危险废物去向不明或者最终处理方式没有查清的，不能仅依据行为人向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他人提供或者委托他人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而直接推定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应当综合审查危险废物的理化及生物特性、利用价值、交易价格、处理成本、是否存在利益链条等因素，结合全案证据认定。具体而言，如果产废单位与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他人形成了危险废物非法经营产业链，中间环节及下游形成了分工负责、利益均沾、相对固定的犯罪链条，且无利用价值的危险废物的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合规处置成本的，结合相关言辞证据可以进行推定。反之，对于具有较高利用价值的危险废物，如少量危险废物沾染在金属制品中，其处置难度与技术要求较低，交易价格亦大致符合合规处置市场价格的，则不宜推定下游构成犯罪。

 

　　（九）关于向公共污水处理管网偷排特定污染物案件中非法排放行为性质的认定

 

　　实践中，一些行为人为了降低处置成本，违法将未达标甚至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水偷排入管网，不仅扰乱了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的正常运行，更对后续出水水质和受纳水体构成严重威胁。对于此种行为的性质认定，如果污染物经处理后最终排放至外环境中的污水监测指标不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标准，认定为非法排放并无争议。但若出现“末端达标”情形的，是否可以认定为非法排放进而认定构成犯罪，则存在较大分歧。有观点认为，我国《刑法》第338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以“严重污染环境”为构成要件，若未造成法定的实害结果，不应认定为构成犯罪。经研究认为，无论排放端达标与否，均不应影响对前端非法排放行为性质的刑法评价。为此，《纪要》第12条进行了规定，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刑法》第338条将“严重污染环境”作为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鉴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损害后果往往呈现“点滴汇聚、量变到质变”的累积效应，《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1条在规定“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标准时，并未拘泥于传统的实害结果导向，而是将大量具有高度危险性的行为直接推定为必然“严重污染环境”从而符合入罪条件。如第2项、第3项、第4项规定的特定污染物种类及数量（危险废物和含重金属污染物）、第5项规定的特定行为方式（暗管排污）等，均只是对行为本身的描述，而未就是否应当造成特定损害结果提出要求。

 

　　第二，《生态环境法典》第164条明确禁止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第303条第1款亦规定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应当符合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公共污水处理管网虽具备一定的净化功能，但其工艺参数通常针对常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设定，并非用于处理高浓度有毒有害污水，若长期接纳此类污染物，可能导致微生物群落失活，引发系统性处理失效。行为人偷排的特定污染物，即使经稀释后外排达到“达标”外观，也往往是依靠总量控制下的浓度稀释，而非有毒有害成分的彻底消解，其毒性和生态危害性依然存在。故若放任此类行为，污染物在自然环境中持续积累，最终将突破环境承载力阈值，造成实质性严重污染环境结果。因此，将此类逃避监管的偷排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符合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犯罪、严密环境保护法网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第三，在污染环境罪的刑法解释学中，对危害行为的刑事评价不应机械地唯结果论，而应聚焦于法益面临现实、紧迫危险的关键节点。当含有特定污染物的污水脱离行为人的实际控制，经由公共污水处理管网外排进入外环境时，环境法益即面临现实、紧迫的危险，此时即可认定为排放行为既遂。这一认定思路有利于从源头遏制污染风险的扩散与蔓延，契合《生态环境法典》第6条确立的“预防为主”原则。从实践来看，坚持这一实质判断标准，能够有效破解“末端达标”带来的取证难题，显著提升对污染环境犯罪的惩治与预防效果。

 

　　基于同样考虑，《纪要》第13条规定：“行为人明知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不具备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或者有毒物质的处理资质，仍将相关废物或者有毒物质交该单位处理，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通过稀释方式降低浓度后排放到外环境的，或者采用其他违反国家规定方式进行处理的，不影响对行为人、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非法排放行为性质的认定。”

 

　　（十）关于“限期整改”的认定

 

　　《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5条第3项规定，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期间或者被责令限期整改期间，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应当从重处罚。实践中，对于其中规定的“限期整改”是一个特定概念还是一个类概念认识不一致。经研究认为，“限期整改”应当理解为一个类概念，即既包括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明确包含有“限期整改”内容的规定作出的“责令限期整改”行政行为，也包括其他具有“限期整改”内容的行政行为，如责令限期治理、限期改正等，《纪要》第14条对此予以了明确。但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对于“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整治、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禁止从业”等重于“限期整改”的行政行为是否也应当包括在内，存在不同认识。有观点认为，这些措施比“限期整改”性质更重，按照“举轻以明重”的法理，也应当包括在内，否则会破坏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导致量刑失衡。经研究认为，这些措施不应当包括在内，主要理由为：《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1条第6项、第8项和第10条第1款第2项分别规定了2年内受过3次行政处罚即入罪的情形，第5条第3项则是关于从重处罚情形的规定。如果将一些行政处罚措施纳入到包括在“限期整改”内容中，将可能导致行为人同一被行政处罚事实在入罪时被评价，又在量刑时被评价，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根据《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8条的规定，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整治、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禁止从业等已被明确列为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种类，故不宜将其理解为“限期整改”。

 

　　（十一）关于“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的必要合理措施”的认定

 

　　《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19条第3款规定，“公私财产损失”包括“直接造成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以及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费用”。由于环境污染的复杂性，实践中对于何种措施属于“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的必要合理措施”存在较大分歧，导致同类案件在损失认定上标准不一。为此，《纪要》第15条对于常见措施进行了列举式规定。在此，需要重点说明以下两个争议问题的处理思路。

 

　　一是关于将污染物等有害物质进行无害化处置产生的费用是否应当纳入的问题。本条中的“污染物等有害物质”是指被非法排放、倾倒、处置的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置所产生的费用是否应当纳入“公私财产损失”，实践中争议较大。否定观点认为，“公私财产损失”范围应当遵循文义解释，“消除污染”的对象应当指向行为人因实施污染环境行为而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而非行为人排放、倾倒、处置的污染物本身。所谓必要合理费用，应当是指为消除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所产生的费用，该费用的产生系由行为人的行为所引起；而对污染物等有害物质进行无害化处置的责任仍在于污染物的产生者，该部分费用应当向产生者主张，不应纳入“公私财产损失”范畴。肯定观点则认为，“消除污染”在逻辑上包含“消除污染物”和“消除污染物造成的污染”两个维度，故对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置所产生的费用理应纳入。经研究，倾向于采纳后一种观点。主要理由是：第一，符合文义与体系解释。将污染物清挖、运输至处置场所，旨在控制污染源、防止污染扩散，属于“为防止污染扩大采取的必要合理措施”；而对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置则是从源头上彻底阻断污染风险的“消除污染”行为。前者与后者共同构成从“控制”到“消除”的完整治理链条。第二，符合生态环境法益保护要求。将该部分费用纳入，既有助于在污染事件发生后，引导办案机关积极推进污染物无害化处置并评估和计算相关费用，准确认定公私财产损失数额是否达到《环境污染犯罪解释》规定的入罪或升档量刑标准，从而为案件准确定性提供依据；也有助于明确费用承担主体与责任路径，推动污染物得到及时妥善处置，进一步节约生态环境治理成本。如果不予纳入，污染物有可能因费用责任归属不明而长期暂存，不仅徒增存储成本，更易引发二次污染。第三，兼顾司法效率。相较于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鉴定评估，污染物无害化处置费用的计算通常依据市场标准，程序简便，周期较短，不会严重影响案件侦办效率。

 

　　二是关于清理污染现场费用的认定问题。本条在征求意见稿中曾将“回填污染场地等清理污染现场的措施”所产生的费用明确纳入“公私财产损失”范畴，后根据征求意见情况予以删除。在实践中应当注意，回填污染场地措施在不同案件中的作用不尽相同，不宜一概而论。有的案件中，回填系对污染场地进行覆土复绿，其主要目的在于景观恢复或者生态修复，与阻断污染物扩散、降低环境风险并无直接关联，因此不宜认定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的必要合理措施。有的案件中，回填污染场地是消除场地污染的必要措施。例如采用换土法消除场地污染，需将污染场地土壤全部或者部分挖出并置换为清洁土壤，或者在重金属污染场地表层覆盖清洁土壤以阻断污染物暴露途径，可以认定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的必要合理措施。

 

　　此外，本条列明的四项措施并非封闭式规定。对于未列明但符合“必要性”与“合理性”双重标准的其他措施，仍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予以认定。为此《纪要》第15条设置了第5项兜底条款，以容纳实践中的新型应急措施，确保法律适用的灵活性与周延性。

 

　　（十二）关于“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认定

 

　　《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19条第4款将“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界定为“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和“超出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范围”两种情形，但是这两种情形又分别具体包括哪些情形，实践中认识不一。考虑到根据《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7条、第8条等规定，准确界定“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对于污染环境犯罪的准确定罪量刑意义重大，故《纪要》第16条对《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19条第4款作了进一步明确。

 

　　《纪要》第16条第1种至第5种情形主要依据《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和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而制定。如《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25条规定了许可证的收缴、第26条规定了许可证的吊销，《行政许可法》第8条规定了行政许可的撤回、第69条规定了行政许可的撤销、第70条规定了行政许可的注销和有效期满未获延续等。需要注意的是，《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26条等条文还规定了“暂扣”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几种情形，但是考虑到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被“暂扣”在性质上不能与许可证被“吊销、收缴、撤销、撤回、注销”等情形作等同评价，不宜解释为“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故本条未将“暂扣”情形列入。同时，根据《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15条第4款关于禁止伪造、变造、转让许可证的规定，将“伪造、变造、租用、借用、盗用”许可证明确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认定情形之一。

 

　　本条最初根据《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12条的规定，还包括“经营危险废物超过原批准年经营规模20％以上”和“新建或者改建、扩建原有危险废物经营设施”两种情形。后根据征求意见情况，经研究认为，“经营危险废物超过原批准年经营规模20％以上”作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认定标准，似无充分法律依据；“新建或者改建、扩建原有危险废物经营设施”是因技术进步，可能反而更有利于危险废物的处理，故不宜简单认定该种行为具有刑事可罚性。

 

　　（十三）关于以合法活动名义实施非法采矿的认定

 

　　实践中，以合法活动名义实施非法采矿的现象时有发生，行为人借工程施工、生态整治等合法活动之名行非法采矿之实，规避矿产资源法的监管，严重破坏国家矿产资源管理秩序和生态环境。为此，《纪要》第17条规定：“名为工程施工、生态整治、矿区生态修复、煤田灭火、边坡治理、土地整理、航道疏浚等活动，实为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以非法采矿罪定罪处罚。”

 

　　合法施工活动与非法采矿如何准确区分，是一个实务难点问题。合法活动审批手续齐全、施工过程中确实采出矿石的情形大量存在，若仅以采出矿石这一客观事实为据认定为非法采矿，则打击面失之过宽；若仅以审批合法为由一概排除刑事认定，则大量以合法活动为名行非法采矿之实的行为将逃脱法律制裁。办理案件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审查判断：一是审查行为目的。合法施工中，采出矿石系施工的伴生结果，即施工范围内赋存矿产资源，不动用则施工无法推进，行为人对矿石的采出持被动态度。非法采矿则相反，开采并销售矿石系行为人的主要目的，合法名义仅为规避监管的手段。审查判断时应重点审查案涉项目的设立原因与动机、施工方案的设计思路、施工区域的选择依据等。比如，若施工刻意选择在矿脉富集区域，或施工方案中包含与施工目标明显无关的矿石开采环节，则难以认定采出矿石属于施工的必然伴生结果。二是审查行为人对监管的态度。合法施工方通常不回避监管，施工记录、矿石台账、销售凭证等资料保存完整。非法采矿行为人则常模糊矿石去向，缺失销售记录等。上述表现虽不能单独作为定罪依据，但可作为判断行为人主观目的与违法性认识的辅助因素，对此，可结合在案证据综合评判。三是审查法益侵害的实质程度。合法施工即便采出矿石，通常也不会破坏矿产资源的行政管理秩序。非法采矿直接造成矿产资源储量的实质性减少，损害国家矿产权利的同时，还会破坏矿产资源行政管理秩序。因此，实践中对于行为人虽持有合法活动审批手续，但其行为已经超出审批活动的限度，实质造成矿产资源的大量损失，且具有逃避行政监管的目的的，在刑事出罪时要尤其慎重。

 

　　（十四）关于建设项目施工中开采行为性质的认定

 

　　根据《矿产资源法》第29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建设项目施工单位在批准的作业区域和建设工期内，因施工需要采挖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黏土的，无需取得采矿权。《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和完善砂石开采管理的通知》第4条同时规定，合法施工采出的自用剩余砂石料，由所在地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处置。严禁擅自扩大施工范围采挖砂石，以及私自出售或以赠与为名擅自处置工程建设动用的砂石料。实践中，对于建设项目施工单位在合法施工范围内因施工需要采挖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黏土后，未用于本工程建设而擅自对外出售或者以赠与等方式处置的，能否以非法采矿罪追究刑事责任，存在不同认识。一种意见认为，施工单位的此种行为实质上已超出“因施工需要”的合法范围，应当以非法采矿罪论处。经研究认为，对此类行为不宜认定构成非法采矿罪，为此《纪要》第18条明确规定：“建设项目施工单位在批准的作业区域（不含临时用地）和建设工期内，因施工需要采挖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黏土，擅自对外出售或者以赠与等方式处置的，可不认定构成非法采矿罪。”理解和适用本条时，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关于制定本条的主要考虑。非法采矿罪要求行为人明知未取得采矿许可证而擅自开采矿产资源，其主观故意的核心在于对“无证开采”这一规范性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而在合法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在批准的作业区域和建设工期内，因施工需要采挖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黏土，其采挖行为本身具有合法依据，系项目施工的必然组成部分，不属于违法行为。采挖出的砂、石、黏土未用于本工程建设，而对外出售或以赠与等方式擅自处置的，虽然属于对采出矿产资源的处置失当行为，但其与非法采矿罪所规制的行为分属不同层面。换言之，合法施工中的采挖行为与采出后的擅自处置行为应当分别评价：前者因有矿产资源法的明确授权而不构成非法采矿，后者虽违反行政管理规定，但不应反向使已经合法的采挖行为转化为非法采矿行为。

 

　　二是关于“不含临时用地”的限定。本条仅适用于在批准的作业区域内，而将临时用地排除于适用范围之外，规范依据为《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第24条和《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和完善砂石开采管理的通知》第4条。之所以作此限定，主要是因为临时用地与批准的作业区域在法律性质上存在根本区别。经批准的作业区域直接承载项目的主体工程建设活动，是项目永久性设施的建设空间；临时用地的核心功能则是为建设项目提供辅助性、过渡性的空间支持，通常用于材料堆场、施工便道、临时工棚等用途，使用期限短、范围有限，并不当然承载主体工程施工中对普通建筑材料的就地取用功能。建设用地一经批准，其使用权在法定期限内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临时用地则受到严格的期限约束，最长不超过4年，期限届满后必须复垦并归还。若把临时用地也纳入本条的刑事豁免范围，可能会出现借临时用地审批、以场地平整或者基础开挖为名大规模开采砂、石、黏土并对外销售的情形，形成监管漏洞。

 

　　三是本条适用的对象范围。本条仅规范在工程施工中开采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黏土是否应当认定为构成非法采矿罪的问题。对于在施工过程中开采其他依法需要取得采矿权的矿产资源的，应当依据刑法和《矿产犯罪解释》的有关规定进行评价和认定。

 

　　四是关于“可不认定构成非法采矿罪”表述的规范含义。本条采用“可不认定构成非法采矿罪”的表述，而非“不构成非法采矿罪”或者“不以非法采矿罪论处”。该表述旨在赋予司法机关一定的裁量空间，即对相关行为原则上不作非法采矿罪处理，但在特殊情形下，若行为人以工程施工为名、行非法采矿之实的，则应当结合《纪要》第17条的规定，对行为人仍可依法追究非法采矿罪的刑事责任。例如，施工单位虽有合法的审批手续，但其采挖行为已明显超出施工范围，大规模采挖砂、石、黏土并对外销售牟利的，行为性质则发生了变化，不能再依据本条排除非法采矿罪的适用。因此，适用本条时应当注意审查审批文件对应的工程内容是否真实推进；开采行为是否确系“因施工需要”；采挖数量和规模是否确与工程实际需要相当还是明显超过设计工程量、土石方平衡方案或者同类型工程的通常消耗等，以防止行为人借合法施工之名规避刑事打击。

 

　　（十五）关于非法采矿犯罪共犯的认定

 

　　非法采矿犯罪中，对于直接参与开采、运输、销售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罪名适用和责任大小相对容易认定，但是对于幕后提供资金、场地、机械设备等重要帮助的行为人，是否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实践中存在分歧。为此，《纪要》第19条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盗采矿产资源犯罪意见》）第1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条的规定，明确了两个认定规则：一是在非法开采行为结束前，与破坏矿产资源犯罪分子通谋的，应当认定为形成共同犯罪故意。二是明知他人将要或者正在实施破坏矿产资源行为，仍为其提供专门用于犯罪的资金、场地、机械设备、船舶、机动车、单据、证明、手续等重要便利条件，结合全案证据可以认定为与他人形成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重点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通谋”的认定。在非法采矿犯罪中，有观点认为，只有在谋划环节形成的通谋才可构成非法采矿犯罪的共犯；在后续开采、运输、销售等环节，不具备形成事中通谋条件，相关帮助行为不应当认定为构成非法采矿罪的共犯。经研究认为，按照共同犯罪理论，共同犯罪主观方面要求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并且有意思联络，这种意思联络必须发生在犯罪既遂之前。换言之，在犯罪行为结束之前，都存在形成通谋、构成共同犯罪的可能性。就非法采矿犯罪而言，在开采行为结束之前，犯罪并未既遂，在非法采矿犯罪的谋划和开采环节，均存在与非法采矿犯罪分子进行通谋进而形成共同犯罪故意的可能性。而对于在非法开采行为完成后，于后续非法运输、销售环节再加入犯罪的，由于犯罪已经既遂，就不能再认定构成非法采矿犯罪的共犯，即不存在事后通谋的共同犯罪。本条规定精神也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依法打击涉海砂违法犯罪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海砂犯罪纪要》）第2条的内容保持了一致。由于通谋的实质在于共同犯罪人之间就犯罪内容用语言或文字相互沟通，即在意思联络层面具有明确的意思表达，因此在实践中，认定是否形成通谋，不能仅凭行为人是否明知他人实施非法采矿这一事实，还要审查双方是否就采矿行为的分工、协作、收益分配等事项达成合意。对于收购者与采矿者事先约定收购价格、数量、运输方式等交易条件的，可以认定形成通谋；但对于仅概括性知晓采矿行为违法、事后偶然收购矿产品的，则不宜认定为非法采矿罪的共犯，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构成要件的，以该罪论处。

 

　　二是关于“提供重要便利条件”的认定。本条列举的“资金、场地、机械设备、船舶、机动车、单据、证明、手续等”，均属于对非法采矿行为的实施具有实质性促进作用的要素。其中，机械设备、船舶、机动车等工具，通常具有价值高、体量大、功能强的特点，投入非法采矿活动可直接提升采挖、运输、销赃的效率与规模，使矿产资源破坏后果和生态环境损害程度显著加剧。将提供此类帮助的行为纳入共犯评价，不仅符合共同犯罪的法理逻辑，也有利于实现对非法采矿犯罪链条的全环节惩治，并对相关工具所有人形成有效震慑。故本条将向他人提供机械设备、船舶、机动车等帮助的行为，与向他人提供资金、场地、单据、证明、手续等帮助的行为，在规范评价上作等质把握，统一适用共犯规则。实践中，认定是否构成“提供重要便利条件”，应当结合非法采矿行为的规模、持续时间、对便利条件的依赖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重点审查所提供工具或者条件在犯罪实行过程中的实际功能、使用程度及其对法益侵害结果的原因力大小。例如，为非法采砂提供专门用于犯罪的采砂船、运输车辆，或者为逃避监管提供伪造的许可证、购销单据的，通常可以认定为提供了重要便利条件。但如果行为人仅提供了一般性的劳务协作，或者所提供便利条件对采矿行为的实施并非不可或缺的，则不宜以共同犯罪论处。此外，结合全案证据认定是否形成通谋时，还应当审查行为人与实行犯之间是否存在相对固定的合作关系、是否参与利益分配、是否长期或多次提供便利条件等因素，避免仅凭行为人的单方认知或者推测作出认定。

 

　　（十六）关于用于破坏矿产资源犯罪的专门工具的认定

 

　　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没收的对象限于“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矿产犯罪解释》第12条第2款将“用于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犯罪的专门工具”与“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相并列，规定“应当依法没收”。因此，对于非犯罪分子本人所有但属于“用于犯罪的专门工具”的，亦在可没收之列。在非法采矿犯罪中，用于犯罪的专门工具如车辆、船舶等，往往价值较大，动辄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元，一旦予以没收，对所有人及其家属生活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甚至超出了刑罚本身的严厉程度。因此有必要对应当依法没收的“用于犯罪的专门工具”予以进一步明确和合理限缩，避免没收范围过宽而损及所有人的合法财产权利。为此，《纪要》第21条参考《海砂犯罪纪要》第14条，规定了两种应当依法没收的用于破坏矿产资源犯罪的专门工具：一是犯罪分子所有，并专门用于破坏矿产资源犯罪的；二是所有人明知犯罪分子专门用于破坏矿产资源犯罪而出租、出借，构成共同犯罪或者相关犯罪的。实践中适用本条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关于“犯罪分子所有”的认定。本条第一种情形要求用于破坏矿产资源犯罪的专门工具须为犯罪分子本人所有。此处的“所有”，既包括犯罪分子单独所有，也包括与他人共有。对于共有财产，应当根据犯罪分子在共有财产中的份额、该财产在犯罪中的实际使用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予以没收以及没收的具体范围，不宜仅因存在共有关系即一概排除没收。对于犯罪分子将专门工具登记在他人名下、实际由其控制使用的，应当结合出资来源、实际支配等情况实质判断权属，既要防止行为人通过形式上的权属安排规避没收，更要注重保护所有人的合法产权。

 

　　二是关于“专门用于破坏矿产资源犯罪”的认定。“专门用于”强调的是工具的用途具有特定性，即该工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相对固定的方式服务于破坏矿产资源犯罪活动。判断是否属于“专门用于”，应当结合工具性质、使用频率、使用时间、使用方式等因素综合认定。例如，专为非法采砂而购置或改装的采砂船、运输车辆，长期用于非法采矿活动的装载机、挖掘机等，通常可以认定为专门用于犯罪。但如果行为人所有的车辆、船舶既用于日常生活或者合法经营，又偶尔用于非法采矿犯罪的，则不宜认定为“专门用于”犯罪，不能依照本条予以没收。

 

　　三是关于出租、出借情形下没收的认定。认定是否符合本条规定的第二种情形时，首先应当重点审查所有人是否“明知”，即其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借用人将工具用于破坏矿产资源犯罪。对于所有人明知他人无采矿许可证、长期在特定区域从事非法采矿活动，仍多次出租、出借工具并收取租金的，可以认定其具有明知。反之，如果所有人对承租人的犯罪用途并不知情，或者仅概括性知晓对方从事采矿活动但不清楚其违法性的，则不宜没收其工具。此外，应当注意的是，此种情形下必须要求出租、出借行为须“构成共同犯罪或者相关犯罪”，从而进一步限缩了可以没收的范围。

 

　　（十七）关于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价值认定的价格基准和时间基准

 

　　《矿产犯罪解释》第13条第1款规定，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无销赃数额，销赃数额难以查证，或者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明显不合理的，根据矿产品价格和数量认定。实践中，在适用后一认定标准时，由于矿产品价格受市场供需等因素影响波动较大，如何科学合理确定计价基准日，至为关键。若选择不当，可能导致矿产品认定价值偏离行为人的实际获利情况，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相脱节，导致量刑畸重畸轻，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一问题在非法采矿行为持续时间较长、侦查立案与行为实施存在较大时间跨度的案件中尤为突出。为此，《纪要》第22条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两个层次的指引规则：其一，在通常情况下，以非法开采行为终了之时的市场价格为基准。该时点与非法采矿行为的实际采出和获利阶段最为接近，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行为当时的市场条件及社会危害程度。其二，在价格波动显著的特殊情形下，以波动周期内的平均价格为基准，旨在防止因价格异常波动导致价值认定结论失真。

 

　　本条在起草过程中，有意见认为，在第一层次的指引规则中，应当以非法开采行为终了之时当地同种矿产品的“坑口价格”而非“市场价格”为基准。主要理由，一是矿产品价值应当以国家的实际损失为基准，而市场价格由于包含各种成本无法反映国家矿产资源的实际损失；二是市场价格波动很大，不宜作为认定的标准。经研究认为，坑口价格通常指在矿产开采地点直接进行交易的价格，相当于出厂价或者离岸价，主要包含开采成本和合理利润，而不包括运输费、装卸费等成本费用。由于《纪要》第23条同时规定，非法开采的矿产品在不同环节出售，非法开采、加工、保管、运输等过程中支出的费用在计算销赃数额时不予扣除，因此如果采“坑口价格”为基准，就会导致“非法开采的矿产品，如果被销赃的，价值认定包含了成本；如果未被销赃的，价值认定则不包含成本”的情形，恐会造成定罪量刑的不一致，故未采纳该意见。

 

　　实践中适用本条规定时，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关于“非法开采行为终了之时”的认定。“行为终了”是确定价格基准时间节点的核心概念，应当结合非法采矿行为的实施方式、持续状态、被查获时间等因素综合判断。对于一次性实施的非法采矿行为，行为终了之时即为开采行为完成之日。对于持续、多次实施的非法采矿行为，行为终了之时应当以最后一次开采行为完成之日为准；如果非法采矿行为因被查获而中断，则以查获之日为行为终了之时。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非法采矿行为与后续运输、销售行为之间存在时间间隔的，不应以运输或者销售行为完成之时作为行为终了之时，而应以开采行为本身完成为准。实践中，侦查机关在查获非法采矿行为时，应当及时固定行为终了时间的相关证据，如现场勘验笔录、证人证言、监控记录等，为后续价格基准日的确定提供依据。

 

　　二是关于“当地同种矿产品市场价格”的确定。“当地”一般应当理解为非法开采行为地的县（市、区）级行政区域。如果当地不存在同种矿产品的公开交易市场或者无法获取当地市场价格的，可以参照相邻地区的市场价格，并说明参照的理由和依据。“同种矿产品”应当根据矿产品的种类、品质、规格等因素综合认定，确保参照价格与涉案矿产品具有可比性。“市场价格”应当以正常市场交易条件下的价格为准，要避免以明显偏离市场行情的异常价格作为认定依据。实践中，可以结合《矿产犯罪解释》第13条的规定，通过价格认证机构、行业主管部门、当地矿产品交易市场等途径获取市场价格信息。

 

　　三是关于“价格波动显著”情形下平均价格的适用。对于非法采矿行为持续时间较长、期间矿产品价格波动显著的，以行为终了之时的市场价格为基准可能导致价值认定与实际获利情况严重偏离，故本条明确此种情形下应当以波动周期内的平均价格为基准。判断价格是否“波动显著”，应当结合同期价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额幅度、价格变化的频率和趋势等因素综合认定。平均价格的计算周期，一般应当覆盖非法采矿行为持续的全部期间；如果非法采矿行为存在明显的时段连续性且可以分段计算矿产品数量的，也可以分别按照不同时段的价格进行计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平均价格的适用以价格波动显著为前提，如果价格波动在合理范围的，仍应优先适用行为终了之时的市场价格基准。

 

　　（十八）关于计算非法采矿销赃数额时成本支出是否扣除

 

　　实施非法采矿犯罪，通常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机械设备进行开采作业，有的还涉及长距离运输，有的则对矿产品进行加工。这些环节所产生的人力、设备、运输、加工等成本费用，可能最终都会摊入销赃价格，成为销赃数额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些成本支出应否从销赃数额中扣除，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应予扣除说”认为，销赃数额应当是行为人实际获得的净利润，扣除各项成本支出后才真实反映其获利情况，否则可能导致量刑与行为人实际所得严重脱节，尤其对于投入大量资金、设备进行规模化开采的案件，成本占比可能极高，不予扣除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予扣除说”则认为，有关成本系行为人为了实现非法采矿目的而主动进行的犯罪投资，法律不应承认其合理性，若允许扣除，实质上是将犯罪成本转由社会承担，既不利于剥夺行为人的犯罪获利，也可能变相鼓励行为人通过增加投入来“稀释”犯罪数额、降低量刑。经研究并参照《盗采矿产资源犯罪意见》第9条、《海砂犯罪纪要》第10条的规定，《纪要》第23条采纳了后一观点，明确规定：“非法开采的矿产品在不同环节出售，非法开采、加工、保管、运输等过程中支出的费用在计算销赃数额时不予扣除。”

 

　　理解与适用本条规定时，应当注意把握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要严格区分“矿产品价值”与“违法所得”两个概念。本条规定的“销赃数额不予扣除成本”，其规范功能在于根据《矿产犯罪解释》第13条准确认定非法采矿罪中的“矿产品价值”，服务于定罪量刑环节的数额判断；而“违法所得”是另一个层面的概念，其功能在于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依法进行追缴、责令退赔等财产处置，二者在规范目的、认定规则和法律后果上均存在本质区别，适用中不宜混同。第一，从规范目的来看，矿产品价值衡量的是被非法开采的矿产资源本身在市场上的客观交换价值，反映的是行为对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和开发管理秩序造成的侵害程度。无论行为人实际投入了多少成本、最终获得了多少利润，被非法开采的矿产资源储量已经永久性减少，这一法益侵害事实不因行为人的成本支出而改变。因此，矿产品价值的认定应当以矿产品本身的市场价值为基准，不因行为人经营效率的高低、成本投入的多少而浮动。而违法所得指向的是行为人通过犯罪行为实际获得的经济利益，其规范目的在于剥夺行为人因犯罪而获得的财产利益，防止“任何人因犯罪获利”，在认定时需要考察行为人实际取得的财产增量。第二，从认定规则来看，《矿产犯罪解释》第13条确立了“销赃数额优先、矿产品价格和数量补充”的认定顺位。销赃数额之所以被作为首选标准，并非因为其等于违法所得，而是因为在有销赃事实的情况下，销赃数额是矿产品市场价值最直接、最便捷的证明方式。换言之，销赃数额在本条中承担的是“矿产品价值的证明手段”这一功能，而非“违法所得的计算结果”。正因为如此，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支出的开采、加工、保管、运输等犯罪成本，不能从销赃数额中扣除。而在违法所得追缴层面，行为人为实施犯罪而实际消耗的成本（如已支付的工人工资和税费等），如果确有证据证明该支出真实发生且未转化为行为人的可支配财产，则从剥夺犯罪获利的角度出发，是否存在不予追缴的空间，可作进一步探讨。第三，从法律后果来看，矿产品价值直接影响定罪与量刑：根据《矿产犯罪解释》，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价值达到一定数额是入罪门槛，价值越高则量刑幅度越重。而违法所得主要影响财产处置：追缴违法所得旨在恢复被破坏的财产秩序，其数额大小不直接决定罪与非罪，也不直接决定自由刑的轻重。司法实践中，已有裁判明确区分了“犯罪数额”与“违法所得”两套认定规则，从而既确保了定罪量刑准确反映行为对矿产资源法益的侵害程度，又在财产处置环节避免了对行为人合法财产权益的不当剥夺，值得参考。在共同犯罪案件中，这一区分更为关键：追缴违法所得时，应当以各被告人实际分得或实际控制的违法所得为限，不能将矿产品价值总额直接等同于追缴总额，也不能因部分被告人将违法所得用于犯罪再投入而免除其他被告人就其实际获利部分的追缴责任。

 

　　二是注意区分“二次加工增值”与“犯罪成本”。本条规定不予扣除的是“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支出的开采、加工、保管、运输费用，其典型样态是将非法采出的矿产品从自然赋存状态剥离并运至堆场或销售场所所发生的直接费用，如爆破、挖装、短途运输、仓储看护等。但如果行为人在矿产品开采完成后，另行投入资本、技术和劳动进行实质性加工，使其成为新的产品形态并产生独立的增值（如将原矿破碎、筛分、水洗制成规格砂石料，或建设选矿设施进行浮选、磁选），该加工环节产生的增值部分是否应当纳入销赃数额，需要结合加工行为是否超出了非法采矿行为本身的范围来实质判断。

 

　　三是注意与“销赃数额明显不合理”规则的衔接。《矿产犯罪解释》第13条规定了“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明显不合理”时适用价格与数量认定的例外。在适用本条不予扣除成本后得出的销赃数额，如果与矿产品的正常市场价值明显偏离，仍应回到价格与数量认定的路径。例如，行为人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销赃，所得数额远不能反映被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的实际价值，则不应以该畸低数额作为认定依据。

 

　　（十九）关于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犯罪对象

 

　　关于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犯罪对象是否包括水生植物，实践中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

 

　　“不包括”的观点认为，根据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刑法规定，其犯罪对象“水产品”仅指水生动物，不宜扩大至水生植物，如需扩大应通过修改刑法方式解决。主要理由是：第一，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系行政犯，应当重点从相关前置法律规范来理解刑法中“水产品”的含义。虽然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将水生植物的养殖、捕捞纳入法律规制范围，但对一般水生植物的采集、捕捞并未设定行政许可和相关禁止性规定，也未设置相应的行政罚则，相关法律法规中明文规定的禁用工具、禁用方法以及核定的作业类型主要针对的也是水生动物，认定采集、捕捞一般水生植物的行政违法性目前仍缺乏法律依据，也罕见相关行政处罚案例。在欠缺前置法依据的前提下，难以认定采集、捕捞一般水生植物的行为侵犯国家水产品管理制度，将一般水生植物作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犯罪对象来处理，对其进行刑事处罚，时机尚不成熟。第二，从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历史演变来看，本罪来源于1979年《刑法》第129条的规定，新旧法主要是在法益侵害属性和法定刑方面有变化，罪状方面没有变化，由此可见刑法对于“水产品”的认识从1979年至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从当年社会背景下来理解立法者规定“水产品”的立法原意。从1990年《水产品卫生管理办法》（失效）、1990年《农业部关于加强进出口鱼虾类等水产品检疫的通知》等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来看，可以判断“水产品”就是指鱼、虾、蟹、贝等水生动物，而不宜扩大至水生植物。第三，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对《刑法》第340条规定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中“水产品”的理解，已经约定俗成理解为水生动物，不包括水生植物。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4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动物犯罪解释》）第3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业农村部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的意见》的相关规定来看，“水产品”包括一般的水生动物与珍贵、濒危的水生动物，并不包括水生植物。同时，司法实践中，在法律适用上，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多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产生分歧，产生分歧的关键点就是对犯罪对象的理解，但是这些罪名的犯罪对象也都限定在“动物”而非“植物”。第四，对非法捕捞水生植物的部分行为，符合《刑法》第344条规定的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可以按照该条规定处理。总之，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第340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中的“水产品”不宜作扩大解释，而应限定于“水生动物”。

 

　　“包括”的观点认为，为满足司法实践需要，加大对水生植物的刑事保护力度，可以认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犯罪对象包括水生植物。主要理由是：第一，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植物与水生动物在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上具有同等性，应予一体保护。第二，涉非法捕捞水生植物违法案件实践中较为频发，严重破坏生态资源系统，给水生动物栖息繁育和水域生态环境都带来严重危害。第三，司法机关对非法捕捞水生植物行为能否入罪多持审慎的观望态度，致使案件处理轻重不一。有的被办案机关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处理，有的没有被处理，有的被渔业部门处以罚款、没收渔具和渔获物的行政处罚，执法司法效果不好，需要统一执法司法尺度。第四，按照《刑法》第340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处理并无不妥。刑法设立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水生态水环境、促进水生物资源合理利用。尽管目前我国水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水产品”的内涵与外延，但是1979年《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第4条即将海藻类（紫菜、裙带菜、石花菜、江篱、海带、麒麟菜）、淡水食用水生植物类（莲藕、菱角、芡实）与鱼类、虾蟹类、贝类等一起列为重要或名贵的水生动物和植物，要求重点加以保护。2007年原农业部公告第948号《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名录（第一批）》，也明确将包括芡实、茭白、蒲草等16种重点保护经济水生植物列入名录予以保护。由此可见，芡实、蒲草等水生植物与鱼、虾、贝类等水生动物都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应当同等受到刑法保护。

 

　　两种观点各有其合理性，根据征求意见情况，《纪要》第26条明确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犯罪对象是指水生动物。同时规定，如果非法捕捞的水生植物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或者由于非法捕捞水生植物严重污染水环境，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或者污染环境罪等其他犯罪的，依法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二十）关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是否为选择性罪名

 

　　关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是否为选择性罪名，理论上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珍贵野生动物不一定属于濒危野生动物，濒危野生动物也不一定属于珍贵野生动物，故在认定罪名时应予区分。实践中亦有将本罪名分解为“危害珍贵野生动物罪”和“危害濒危野生动物罪”区分适用的判决实例。经研究认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不是选择性罪名，《纪要》第27条对此予以了明确。主要理由是：

 

　　第一，从概念内涵来看。珍贵野生动物与濒危野生动物系从不同侧面对同一物种作出的界定，二者存在交叉或包含关系。珍贵野生动物是指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经济利用或观赏价值的野生动物。濒危野生动物是指除珍贵和稀有之外，种群数量处于急剧下降的趋势，面临灭绝危险的野生动物。可见前者是从价值（有用性）角度界定的，而后者是从事实（生存状态）角度界定的，在逻辑上二者无法截然区分。同一物种如大熊猫，既属于珍贵野生动物，又属于濒危野生动物；有的物种还可能因价值判断标准的变化或者生存状态的改善或恶化而在二者之间转化。

 

　　第二，从规范依据来看。野生动物保护法、刑法及《动物犯罪解释》等相关规定，均未对珍贵野生动物和濒危野生动物进行区分，而是将二者并列作为同一罪名的保护对象。无论是珍贵野生动物还是濒危野生动物，均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对象，在刑法保护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上并无实质差异。立法选择将二者合并规定，旨在严密法网，避免因分类标准模糊或者交叉而留下处罚漏洞，确保对野生动物的重点保护不留死角。因此从规范适用的角度看，既然法律规范本身未对二者作出区分，司法认定中自不宜拆分适用。

 

　　第三，从选择性罪名的确定规则来看。选择性罪名是指一个法律条文规定了两种以上有内在联系的犯罪行为，可以分解适用又可概括使用，但不并罚的罪名。如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等。从选择性罪名的概念和示例来看，其包含的多个行为或者多个对象应当具有各自独立的特征和内涵，能够加以识别和区分；或者虽然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或相同性质，但不存在交叉或包含关系。只有如此，选择性罪名的分解适用才具有实质意义，才能便于司法实践中根据不同行为方式或者对象类型作出准确评价。一如前述，珍贵野生动物与濒危野生动物系从不同侧面对同一物种作出的认定，二者不具有明确的可识别性与可区分性，因此，并不符合选择性罪名的确定规则，“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不是选择性罪名。

 

　　（二十一）关于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情节严重”的认定

 

　　目前，国际社会已将外来物种入侵列为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第二大因素。《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中国已发现外来入侵物种660多种，215种已入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1种对自然生态系统已造成或具有潜在威胁。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危及本地物种生存，加快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会造成巨大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损失。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生物安全管理，防治外来物种侵害。《生物安全法》第2条第2款第5项亦规定了要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

 

　　为了进一步发挥刑事制裁手段在防治外来入侵物种中的积极作用，《刑法修正案（十一）》专门增加了第344条之一“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这一新罪名。该罪名为空白罪状，将“情节严重”作为构成要件。“由于某一外来物种是否一定可以构成入侵风险本就难以直接做出科学上的确定性结论，作为具有潜在风险性的外来物种，倘若将所有引进、释放和丢弃行为都视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进而认定为构成刑法上的危害性又仍过于严苛。因此，如何理解‘情节严重’成为重中之重。”但是，实践中相关部门普遍反映，因“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不够明确，导致侦查机关立案难、检察机关公诉难、人民法院审判难，很少有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而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涉及外来入侵物种的数量、价值或价格、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涉及的特殊区域、违法所得、危害后果等不同角度的入罪门槛标准制定，专业性、技术性难题比较多，又需要实践中有一定数量的司法案例来积累经验。在这种情况下，经研究认为，有必要在本《纪要》中就办理外来入侵物种犯罪案件如何认定“情节严重”作出相应指引，为办理此类案件提供综合判断原则。为此，《纪要》第30条规定：“审查是否构成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结合涉案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和数量，造成人员伤亡或者公私财产损失情况，对当地动植物资源及其生存环境等造成损害情况，涉案区域是否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区、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和湖泊水域等情况综合判断。”适用本条时，应当重点把握好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外来入侵物种的认定依据。本罪系行政犯，成立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对于涉案物种是否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应当依据前置规范予以判断。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846条、《生物安全法》第60条第1款的规定，我国对外来入侵物种实行名录管理制度，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完善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实行动态调整和分类分级管理，建立外来入侵物种数据库，制定外来入侵物种风险评估、监测预警、防控治理等技术规范。实践中，可以根据农业农村部会同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海关总署、国家林草局联合发布并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的《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等名录确定外来入侵物种的范围。除此之外，原农业部发布的《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第一批）》，有关单位发布的四批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原则上也可以作为确定是否为外来入侵物种的依据。

 

　　二是关于“情节严重”各项要素的具体把握。本条规定了四项综合判断要素，实践中应当逐项审查。关于涉案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和数量：种类上应当重点关注被列入前述名录中生态危害性大、扩散能力强的物种；数量上可参考易某华非法引进外来入侵物种案中一次性非法引进1760只红耳彩龟、参考总价88000元被认定为“情节严重”的裁判经验，结合物种的具体特性合理掌握。关于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应当既包括外来入侵物种直接造成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也包括为防控、清除案涉入侵物种所支出的必要合理费用。关于对当地动植物资源及其生存环境的损害：应当重点审查涉案入侵物种对本地物种的竞争排斥、捕食关系、栖息地破坏以及遗传多样性污染等方面的影响，必要时可以委托专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关于涉案区域：涉案行为发生在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区、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和湖泊水域等特殊区域的，其生态风险显著高于一般区域，应当从严把握。应当强调的是，上述各项要素并非需要全部具备，综合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即使仅具备其中的一项要素即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也可以认定达到“情节严重”程度。

 

　　《纪要》的制定和实施，对于统一环境资源刑事裁判尺度、提升环境资源刑事审判质效、推动环境资源刑事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法院要深刻认识《纪要》出台的时代背景和实践价值，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和规则要旨，全面准确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规定，规范裁量标准，统一法律适用，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服务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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