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6-11-19 来源: 责任编辑:秘书处
焦俊峰、王宣博|生态环境法典实施背景下行刑衔接制度及其展开
作者简介:焦俊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宣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6年第42期,注释从略,内容以刊物发表版本为准。

8月2日,游客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葡萄镇杨梅岭村夕阳山观赏喀斯特峰林美景。新华社发蒋克青/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的编纂与实施,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从分散立法的时代,迈入一体规制的新阶段。法典以总则编确立的基本制度为统领,系统整合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与法律责任的规范体系,环境保护法等十部单行法随之废止。这一转型不仅在规范层面重构了生态环境监管的制度内容,亦对刑事司法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与角色边界提出了亟待回应的理论命题。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行刑衔接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一方面,环境犯罪大多是法定犯,其违法性判断依托于行政法规制的前置法体系,法典与行政法之间的衔接是否顺畅,决定了能否实现生态环境的全方位治理。另一方面,行政认定不当侵入刑事判断,以刑事责任规避行政责任认定的情形亦时有发生。法典实施之后,行政、刑事两个法域的接触范围进一步增大,生态环境保护的既有问题与新生制度风险相互交织,亟须从规范层面对两个法域间的衔接予以系统性回应。
根据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各法域对同一行为的违法性评价应保持协调。协调并非同一,各法域存在其特有的规范目的与制裁手段,必然形成各自领域内相对独立的评价逻辑。法典所追求的体系整合不在于完全消除差异,而是令行政规制与刑事制裁各司其职、各行其道、顺畅衔接。就此而言,行刑衔接的精髓在于分而后合。本文以法典实施为背景,聚焦行刑衔接中的行政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生态修复与刑事责任、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这三对关系,逐一厘清其法理基础与实践症结,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行刑衔接机制的制度完善进路。
行政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衔接中的实体基准
法典实施之后,行政监管的规范密度显著提升,行政处罚与行政命令的覆盖面大幅扩展,行政违法行为的认定更加精细化、专业化。从积极方面看,前端行政监管的规范化有助于提升涉嫌犯罪案件的证据质量与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为刑事追诉奠定坚实的事实基础。但从消极方面看,也衍生出以行政违法性的认定代替刑事违法性独立判断的制度风险。这种制度风险具体表现为三种形态。其一,行政认定结论的直接移植。有的司法机关在办理环境犯罪案件时,直接援引行政机关出具的违法性认定结论,不再经过刑事违法性认定程序,致使刑事违法性判断的独立性不复存在,刑法构成要件内容被实质架空。其二,构成要件判断的前置化。刑法中污染环境罪等罪名的成立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属于典型的空白刑法规范。法典实施后,前置性规范的数量与密度激增,若司法者不加强对前置法规范目的的独立解读,空白罪状的填补过程极易异化为对行政法规的机械复制。其三,移送标准的行政化。行政执法机关在判断案件是否达到刑事移送标准时,往往依赖自身对构成要件要素的行政化理解,与刑事立案追诉标准之间存在系统性偏差,造成衔接双方尺度把握不统一。
行政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虽然同处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之下,但行政违法性不能当然升格为刑事违法性,刑事违法性的成立须经由刑法独立作出判断。前置法的违反只是刑事违法性判断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刑事司法还需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以及刑事可罚性程度。法典第1053条采取过错推定的行政责任,而刑事责任的成立仍以主观罪责的严格证明为前提。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在归责原理上按照由宽至严的梯度排列,恰说明行政责任的认定并不能当然推出刑事责任的成立,责任以违法性为前提。据此,行刑衔接的实体基准应当确立三项规则:
第一,行政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以相对从属性为前提。不具有行政违法性的,原则上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具有行政违法性的则仍须经刑事构成要件的独立检验,方能认定刑事违法性。就前一方面而言,环境犯罪作为法定犯,其违法性以违反前置行政法规范为成立前提,法秩序统一性原理要求刑事判断不得脱离行政规制的框架而独立创设违法性。倘若行为在行政法上本属许可或不违法,刑事上径行入罪,便丧失了规范依据。就后一方面而言,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行政违法行为,司法者仍须在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层面,审查行为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是否充足,是否具有保护法益侵害性和主观罪责。质言之,刑事违法性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又独立于行政违法性,行刑衔接的实体基准应当锚定这一相对从属的法理结构。
第二,空白罪状的填补应回归刑法自身的规范目的。法典第1071条采取统一指引前置义务范围形式,污染环境罪的前置违法认定获得了明确、统一的规范依据。但统一引致不等于当然适用,在填补空白罪状时,应立足于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进行解释。因此,法典实施所带来的前置规范调整,均应启动对构成要件该当性的重新解释程序。只有相关规范变动实质影响法益侵害的判断,才能进入构成要件填充的范围。经由这一解释性程序,前置法规范方能在刑法体系内以符合刑罚正当性的方式发挥作用。
第三,移送标准应以刑事违法性为解释基准。法典第33条确立案件移送、信息共享的协同机制,第1083条将移送义务法定化。实践中,对情节严重等规范性要件的把握,往往停留于对行政违法性程度的判断,以行政裁量基准替代对刑事追诉标准的规范认知。鉴于此,对移送标准的解释应对接刑法分则罪名及司法解释确立的立案追诉标准。行政违法行为是否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应当以行政违法行为是否严重侵犯了刑法分则具体罪名的保护法益为标准。如果具体行政违法行为不属于刑法分则罪名的构成要件范围,未在定性层面上具备刑事违法性,那么该行为就不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上图为2026年6月1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拍摄的滹沱河景色;下图为2020年6月5日拍摄的石家庄市藁城区境内的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工地。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生态修复与刑事责任:衔接中的责任协调
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将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与及时缴纳赔偿金并列,确立为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法定情形,修复措施在行政责任领域获得明确的从宽地位。刑事责任从单纯报应惩戒走向损害填补与功能修复,契合生态环境治理的恢复性理念。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在于,其首先侵害生态环境本身,然后才及于人身、财产与秩序,修复情节的刑事评价正是对这一法益侵害层次的规范回应。
然而,生态修复进入刑事评价体系,也引发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修复形态的混淆问题。修复情节在规范层面可以分为已修复的情节与未修复的责任。前者指损害发生后、程序进行中已经实施的修复,属于影响责任判断的事实情节;后者指经由裁判确认的、尚待履行的修复义务,属第二性责任。二者在从宽根据上有所区别,已经修复的可以通过展现悔罪态度、减轻预防必要性而获得宽宥,其从宽的正当性基于修复行为的真实性与实效。未修复的承诺则不足以为从宽提供独立根据。若不区分修复的实际履行状态,径以承诺修复即予从宽,司法裁量难免恣意。二是修复与刑罚的折抵问题。修复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折抵刑罚量,修复履行与量刑从宽之间应保持何种比例关系,均缺乏可检验的判断标准。环境犯罪多为轻微犯罪,提前介入与强制措施的适用压缩了行为人主动修复的空间,若再缺乏统一的折抵规则,恢复性司法难免滑向以修代刑,损害刑罚的权威性。三是修复的形式化风险。实践中,修复承诺的履行常与生态环境的实际恢复相脱节,行为人形式上完成了指定的修复动作,但是由于修复目标设定与修复手段选择均欠缺科学性,受损生态的功能迟迟未见恢复。此种重形式履行、轻恢复实效的做法,非但无益于生态恢复,反而可能危及生态系统的稳定,亦使修复从宽丧失其正当性根基。因此,修复情节的刑事评价应当注意以下三点:
其一,区分已修复与未修复。根据法典第1056条的规定,是否有效是从宽处罚的关键所在。已修复的,应依据修复内容与生态恢复实效确认其从宽效力,并以修复节点及修复方式的合理性为裁量依据。未修复的,从宽承诺须以嗣后实际履行为条件,未经履行不能单独支撑从宽裁判。其二,坚持犯罪的分层治理。在环境犯罪中,轻微犯罪多为局部轻微的生态破坏,严重犯罪多为严重超标排污等污染类案件。分层治理的要义在于,轻微犯罪应强调以修复减轻惩处,而严重犯罪应当强调以惩罚促修复。在轻微犯罪治理中,通过减轻刑事责任,激励行为人参与修复,并以修复完成作为责任履行的标准;在严重犯罪治理中,应限制修复情节的从宽功能,强化罚金等金钱责任的惩戒作用。由于严重犯罪对于环境的破坏极大,修复实施应交由行政机关依工程性标准主导,最终以生态环境质量及服务功能的有效恢复为基准计算修复费用。其三,以恢复实效统摄修复从宽的认定。修复从宽的确认不应止于形式上完成指定的修复动作,而应以受损生态功能的实际恢复程度为标准。例如,补植树种与受损树种不一致、认购碳汇而不问核证要求等情形,虽在形式上履行了生态修复责任,但受损生态的功能却未获实质修复,不能得到从宽处理。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中的证明贯通
证据衔接的深层意义在于使行政执法的专业性与刑事司法的规范性经由证据载体实现贯通。目前环境犯罪查办呈现出行政调查在前、刑事侦查在后的两阶段结构,大量关键证据形成于行政执法阶段。就规范依据而言,法典提供了两层递进的规范链条。第6条确立“预防为主”基本原则,其效力覆盖全法领域,为证据转化兼顾前端取证价值与客观真实追求划定根本价值导向;第33条确立跨机关协同配合机制,构建信息互通的法定框架,而证据正是案件审理中的关键信息。然而,通道的存在并不等同于审查标准的明确,言词证据、鉴定意见与监测报告这三类重要证据如何进入刑事程序并作为定案根据,需要进一步研究。
就转化困境而言,三类证据的障碍形态各异。言词证据具有显著的情境依赖性,一旦当事人在侦查阶段翻供,行政程序中已然形成的完整事实陈述便面临证据效力丧失的可能。鉴定意见的转化障碍源自刑事鉴定与行政鉴定在程序构造上的差异。刑事鉴定以司法公正为价值本位,须经严格质证检验方能采用;行政鉴定则以执法效率为功能导向,程序设置较为简化,监督机制亦相对薄弱。这一制度定位的差异导致行政鉴定进入刑事程序后面临程序保障不足的问题。监测证据的转化症结在于性质定位不清。监测数据经采集、处理与智能决策三阶段生成,监测报告系对监测数据清洗挖掘后的二次生成物,兼具电子数据与鉴定意见的双重属性,难以归入法定证据种类的单一类别。同时,监测报告依赖算法模型运行,算法黑箱效应易使司法审查流于形式,进而使监测报告的科学性取代事实认定的说理性,形成证明力反制证据能力的格局。
对此,证据转化应立足法典的既有条款,根据不同证据类型进行差异化转化。其一,言词证据应当附条件有限转化。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自认,原则上仅作为侦查线索,不能作为定罪的独立依据。其二,鉴定意见应采取递进审查形式进行转化。可参照法典第1230条对技术服务机构合规义务的规定,鉴定主体适格且程序合规的,经质证可直接转化;证明力欠缺的,补强后重新审查;存在重大疑点的,审慎启动重新鉴定;弄虚作假的,直接否定证据资格。其三,监测证据应分为监测数据与监测报告。对监测数据,重点审查证据能力层面的合法性与真实性,核查监测主体资质、采样程序与技术标准;对监测报告,需叠加审查算法模型的可靠性,防范以概率性相关关系取代基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因果认定。
总之,行政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生态修复与刑事责任、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三组关系,共同构成了法典实施背景下行刑衔接的基本命题。前者划定实体基准,中者实现责任协调,后者贯通证明路径,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法典对于行刑衔接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具体的实体规范,而且在于以体系化的规范链条重塑了衔接的法理基础。唯有以实体基准为锚点、以责任协调为纽带、以证明贯通为桥梁,法典所蕴含的一体化治理逻辑方能避免流于宣示性表达,转化为可操作、可检验的司法实践准则,最终服务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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