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6-11-19 来源: 责任编辑:秘书处
刘超|生态环境法典司法制度适用的逻辑结构
作者简介:刘超,华侨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文章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6年第42期,注释从略,内容以刊物发表版本为准。

西藏羊卓雍错 新华社记者姜帆/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于2026年8月15日起正式施行。法典针对生态环境领域执法司法新情况、新问题,构建了更加统一完备、严格规范的法律责任体系,并对我国生态环境司法规则进行了系统整合和集成升华,将我国十几年来在环境司法专门化改革进程中经试点探索、实践检验、甄别筛选的司法经验规则,确认固化、归纳提炼进而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内在逻辑统一的法典制度,形成散见于多个分编、具有内在逻辑关联性的生态环境司法规则体系。法典中规定的生态环境司法规则,既确认了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生态环境司法改革成果,作为深化推进环境司法专业化审判机制建设的基本法律依据,也吸收了近些年来探索的预防性公益诉讼与生态修复责任承担方式等实践创新的核心理念和原则,将具体操作规则留给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乃至未来的司法实践继续探索和总结。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典构建的生态环境司法制度生成逻辑、产生路径与规则体系,为司法适用奠定底层逻辑,既供给了规范解释的制度依托,又形塑了法典司法适用的整体结构,并为制度发展预留了空间。
生态环境法典司法制度适用的体系思维
体系化是法典的灵魂,体系思维是理解法典司法制度的基础认知工具。对生态环境司法制度的解读,不能孤立和割裂,不能就司法论司法,而应放置于法典的整体秩序之中。以体系思维为指引,可从价值融贯体系、多元共治体系、法秩序统一体系这三重维度,整体性认识生态环境司法制度的定位、功能与边界,避免碎片化、单一化的规范解读。
价值融贯体系中的生态环境司法制度。法典的价值融贯体系是指以总则确立的立法价值目标为轴心,统合法典全部规范背后的法律价值以实现价值层级协调。落实到法典中的司法制度体系,即生态环境司法制度的各项规则并非散落于各编的孤立的技术条文,而是法典整套价值体系的载体,认知司法制度必须把握规范背后统一、融贯的价值秩序。在价值融贯体系中解读法典的司法制度,应当把握以下几点。第一,价值目标体系的更新。法典第一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条款确立了法典的基本理念和核心任务,为生态环境司法明确了价值目标。该条规定的立法目的不仅对原生态环境单行法立法目的进行“提取公因式”,还新增“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将“保障公众健康”调整为“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将“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调整为“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在系统思维下这些也应当成为生态环境司法制度承载的系统更新升级价值目标。第二,指导思想的明确化。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工作明确了指导思想与工作方针,对生态环境司法具有价值导向和价值判断标准作用。第三,基本原则的系统化。法典第6条确立的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六项基本原则,既承载和细化了生态环境法治的价值目标,也指引生态环境法律制度在执法司法过程中价值融贯地解释适用。
多元共治体系中的生态环境司法制度。生态环境的系统复杂性提出了多元共治的内生需求。法典通过制度完善和规范重构,确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责、公众参与、司法保障的多元共治体制,实现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资源的有效整合。因此,在法典生态环境司法制度体系中,无论是平移沿袭还是改造创新的制度,均被纳入法典系统构建的多元共治新格局中予以定位。解析多元共治体系定位中的生态环境司法制度,应当把握以下几点。第一,主体分工的明晰与协同。多元共治体系稳定构建与有效运行的前提是在主体明确、权责清晰基础上的协同配合。法典总则编第二章“监督管理”第二节“监督管理制度”第31条至第33条规定了生态环境司法一般制度,更多是要求在生态环境多元共治体系中认知和定位生态环境司法制度。第二,制度功能的承袭与衔接。保障功能是生态环境司法中生态环境治理的基本功能,但在多元共治框架下保障功能全面丰富和升级,应重视司法机关对于其他主体承担的制度衔接、利益矫正、权力监督、兜底保障等功能,形成多元治理链条的末端闭环。
法秩序统一体系中的生态环境司法制度。法秩序统一,要求不能就事论事地解读单一条文中的生态环境司法制度,而应将其放置于以法典为统领、法典内部规范自洽、法典外部规范协调的整体法律秩序当中理解与解读,多维深刻地在统一法秩序中厘清生态环境司法制度的适用范围、责任逻辑与裁判边界。在法典构建的统一法秩序中适用生态环境司法制度需要把握以下几点。第一,层级涵摄。法典在总则编、法律责任和附则编规定了多个司法制度条款,这些规范既具有法典内部层级关系,需要一体遵循立法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的上位指引,同时在生态环境司法制度体系内部,又形成了总则编第31条至第33条和第147条的规定对于其他各分编的统摄指引关系。第二,制度衔接。法典第32条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确立为一般通用性司法制度,二者与环境民事、行政、刑事诉讼制度的行权顺位和程序衔接关系,以及第32条一般规定、第1073条整体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和诉讼制度与第1074条特别规定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关系,在法典内部形成逻辑自洽的司法救济链条。
生态环境法典司法制度解释的结构视角
体系思维重在把握司法制度在法典规范体系中的外部定位,而结构视角聚焦司法制度自身的内部构造,将法典中的生态环境司法相关制度视为有机的规范结构,在法典学的理论体系中识别具体制度之间的体系定位与逻辑关联,避免可能出现的就事论事、以偏概全、一叶障目等解释和适用误区,以法典的编纂模式、思路和方法为视角,解释其规定的生态环境司法制度体系结构。
生态环境司法规范的层级结构。秉持实质法典化思路,将“提取公因式”“合并同类项”等立法技术作为基本编纂方法,法典从整体框架到各分编、章节均呈现“总-分”的逻辑结构。在此前提下,对于生态环境司法制度的解释应当遵循自上而下、由总到分的层级条文结构。总则编的一般性规范统摄分编的具体规范,上位的基础规范统摄下位的具体制度。在分编具体章节中规定的对于司法制度的解释适用,应当以回溯观照和遵循上一层级规定的司法制度、通用性制度、一般规定乃至立法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等基本规定为前提基础。
多元司法机制的衔接结构。法典吸纳固化并整合了多种生态环境司法机制,形成结构化救济体系。这些以往分散于单行法、司法解释、政策文件中分头推进的相关规范,面临规范统一、机制衔接协调的问题,如今统一、结构化地规定于法典中,需要明晰其顺位结构。第一,总则编对生态环境司法体制的一般性规定。法典总则编第31条至第33条对生态环境司法体制作出一般性规定,以宣示性、原则性条款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确立为生态环境司法基本制度,为后续的具体化规定预留机制空间。第二,法律责任和附则编对生态环境司法的程序规则与配套机制的具体规定。在规定多元司法机制时,形成了层次分明、衔接有序的司法救济体系。第1052条和第1053条对多元生态环境法律责任的归责模式系统化集成;第1058条明确了责任竞合规则和折抵规则,既规定了多种性质责任衔接,又强调禁止重复评价与惩罚性责任折抵规则;第1073条至第1077条重申了行政执法优先原则,政府索赔为主、公益诉讼补充原则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合并审理规则;第1083条规定了违法线索和案件移送机制,从具体规则和程序明晰了多元救济机制之间的衔接机制。
实体与程序规则的耦合结构。传统部门法分工中,坚持实体法规定权利义务、诉讼法规定程序的二元分离结构。法典作为一部具有领域法属性的综合性立法,将管理规范、裁判规范、实体规范、程序规范融于一体,形成了实体与程序规则的耦合结构。这一耦合结构具体体现为,生态环境权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生态损害救济的实体权利、生态修复义务等的界定属于实体规范,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磋商前置等属于救济程序,这两类规则在法典内部一体化设计,形成了实体规范与程序保障相互嵌套的独特构造。在这一耦合结构中,实体与程序规则的一体化规定。在解释适用生态环境司法制度时,不能将二者割裂,不能单独剥离程序规范只关注实体制度,也不能仅审查起诉条件而忽略其背后的实体义务性规范。典型如法律责任和附则编第1065条规定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责任制度,从责任承担和受损生态环境救济角度予以规定,在解释适用这一制度时,还应当关注法典第三编第七章用专章规定了“生态修复”的实体法律义务体系。
生态环境法典司法制度续造的留白场域
在我国法典秉持“适度法典化”的编纂模式下,准确理解适用法典中规定的生态环境司法制度,还应当重视法典对司法制度的“留白”。成文法典难以穷尽列举、法网严密地应对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纷繁复杂、持续迭代的所有生态环境纠纷。更何况在“适度法典化”模式下,针对原有多种路径形成的司法制度机制,选择哪些纳入法典,是甄别研判后慎重筛选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存在“留白”领域。但“留白”并非意味着不重要或者是可以忽视的司法制度,在解释适用法典中的司法制度时,要区分以下两种情况,认真对待“留白”场域。
引致条款指引适用的其他法律规范。法典规定了大量引致条款,包括法律责任和附则编第二章“法律责任分则”中规定的多个内部引致条款,在具体法律责任条款中不规定具体内容,而是指向其他分编规定的义务规范。同时,也规定了多个外部引致条款。比如,第1070条将生态环境民事责任向外引致民法典,第1071条将生态环境刑事责任向外引致刑法。引致条款的使用为法律适用提供了清晰指引,维持了法律体系的逻辑统一性。这一立法技术的使用,使得生态环境司法制度的解释适用需配合多项司法制度适用。典型如第1079条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禁止令的规定,这一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程序规则属于实体法指向诉讼程序法的外部引致条款,程序实施直接引致民事诉讼法保全程序。这一条文的创新在于以立法形式将“当事人合法权益或者生态环境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重大风险”作为保全事由,保全程序规则完全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是落实预防为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因此,这类通过引致条款规定的生态环境司法机制,必须充分关注其指向的程序法相关规定。
“双法源”适用机制下其他法律中的司法机制。法典创设了区别于传统“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新型“双法源”法律适用机制,即第1239条规定的“基础规范+特别单行法”衔接适用条款。作为生态环境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法典规定的是核心制度,第1239条允许其他法律对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生态环境保护相关领域作出具体或者进一步规定,并优先适用其规定。本质上该条规定属于引致条款,只是其开创性地规定了环境单行法外部优先引致的条款类型,且操作机理和程序方面具有特殊性,故单列讨论。生态环境司法制度主要体现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法典中关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一般的、实体性规定,有赖于配套规则支撑与衔接适用。我国正在审议进程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作为检察公益诉讼的专项立法,属于第1239条规定的“其他法律”,其关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程序规则的具体规定,可以为法典中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配套支撑。
〔本文系2026年度福建省社科基金省法学会特别委托课题“生态环境法典背景下福建省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研究”(FJ2026TWFX00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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