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2018年，是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们已经历了40年改革的风风雨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民收入连年翻番，农业竞争力逐年增强，农村旧貌换新颜。

  今年亦是党和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元年，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梦想将随着乡村的全面振兴而逐步成为现实。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中国在锐意进取地探索；这亦是一个坚守使命、开拓未来的新时代，中国要讲好自己的故事，传播好自己的声音。

  50年前，哈丁在《Science》发表了《TheTragedyoftheCommons（公地悲剧）》(Hardin1968)，引起了各方对于治理悲剧的评论。在对“人类是否可以避免公地悲剧”这一终极问题的长期探讨过程中，公共事物治理研究（CommonsStudies）逐渐从一种理论发展为一门学科，在国际学界已经成为了一个传统。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授予了该领域的杰出大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对公共事物治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需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际公共事物治理的研究成果恰好可以在此时为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为当代中国的公共治理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提供鞭辟入里的思考和拨云见日的启发。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农村改革启幕40周年”这个特别的年份里，作为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公共事物治理、在中国推广公共事物治理科学的团队，我们将陆续推送“纪念《公地悲剧》发表50周年”的系列经典文献和近期研究成果，以飨读者，并希望能与有识之士们共启中国公共事物治理研究的未来。

  2014年第36期《环境科学与政策》刊发了一辑特刊，综述公共事物治理绩效的研究，指明其努力方向。

  一、集体行动研究成果的归纳

  多年来，学者们对公共事物治理的研究，尤其是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研究，一直沿着Ostrom所开创的路径不断前进。其已从最初的定性研究，发展到基于统计方法的定量归因研究；从最早的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建模方式，发展到目前的演绎倾向的研究方法。Ostrom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使得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能够从其学科中最流行的理论和见解出发，为解决公地悲剧提供跨学科的视角和方案。

  学者们对公共事物治理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两个经典的维度进行归纳：一种是对集体行动的缘起的分析，即“是什么促成了集体行动”，而另一种是对集体行动的存续的分析，即“集体行动如何能够长久”。从公共事物治理的研究传统看，这两个维度的研究，都共同的遵循着两个分析方向，一个是对Ostrom的理论进行进一步的发掘、扩展和延伸；另一个是在Ostrom的基础上关注于对新的现象和新的概念的解释。表1显示了这样2×2的网格化区分，每个方格内都注明了该研究方向的代表性学者及其作品。

  二、关于集体行动起源的研究

  Ostrom最先讨论了集体行动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她提出的八项治理原则和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system，SES）分析框架，为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提供了讨论集体行动何以成为可能的共同语言。在此基础上，Ostrom进一步讨论了信任、互惠和面对面交流对于形成集体行动的重要性。

  Araral将Ostrom以来对集体行动何以成为可能的研究，总结为了三代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第一代集体行动理论是基于人们认为集体行动困境必然会发生的悲观认识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在这个阶段，人们提出了通过“政府——市场”的二分法治理方案来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第二代集体行动理论是由Ostrom开创的探讨集体行动能够成为可能的一系列研究。而第三代集体行动理论是在现有认识和理论成果上的进一步深化。在此阶段新一代研究者必须要回答公共事物治理领域的五个重要问题：（1）Ostrom的观点能够超越小范围公共池塘资源，成为更普遍适用的理论吗？（2）Hardin的公地悲剧预言是否真的必然会在国家，区域和全球的层面上发生？会存在反例吗？（3）治理原则在方法上的瑕疵——爱屋及乌效应（Confirmatorybias）、模糊定义问题（Specificationproblem）、多重共线性（Multi-collinearityproblem）、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problem）——如何弥补？（4）在人们对非排他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缓解后（即一定程度转化为排他性后），那么此时的公共事物应该如何定义？（5）私有化的方式，究竟能不能实现公共事物的良治？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我们选用更加精确的数据、采用更加精密的方法，以及构建更加精细的理论来进行精准的回答。

  LejanoanddeCastro则从利他动机（other-regardingmotivations）的角度讨论了集体行动的形成可能。他们在研究中提出了“非功利主义伦理”（non-utilitarianethics）的模型，并指出在解决环境问题的集体行动中，将人们的利他动机补充进传统的集体行动分析模型中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一定的社会环境、关系网络和文化条件会使得利他动机成为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不同的行为情境下，关于个体的理性选择理论是并不牢固的，研究者们观察到，人们会因为特定情境下所产生的利他的因素而参与集体行动。LejanoanddeCastro认为，情景的复杂性将决定集体行动成因的复杂性。

  此外，还有的学者从关系网络（network）的角度讨论的集体行动的形成问题。HowlettandGiest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关系网络中的企业家精神和领导力是促使人们形成集体行动的关键因素。

  三、集体行动的存续研究

  关于公共事物治理的另一个方向的研究是讨论已经形成的集体行动如何能够持续稳定运行的问题。对此，大量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于监督问题，认为有效的是维持集体行动的最有效办法。但是Andersson等人的研究认为，在集体行动运行的过程中，规则的制定和对破坏规则的人进行惩罚同样是在维持集体行动的过程中不能被忽视的关键因素。GrubyandBasurto以帕劳共和国的海洋渔业保护为例，运用多中心治理的思想，证明了单一的方式无法实现集体行动的稳定和公共池塘资源的持续。Mansbridge引入了政府的因素来提出其关于维持集体行动的观点，他认为政府能够从提供谈判平台、提供相关信息、惩罚违规者和提供有效监督这四个方面为集体行动的形成提供重要支持。Lee等人则从边界组织（boundaryorganization）——国际气候、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等组织——的角度，指出边界组织有着能够降低沟通成本的作用，这样的功能使得边界组织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了提供集体物品的关键媒介和催化剂。

  四、未来的研究

  未来公共事物治理的研究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区分公共事物治理的绩效结构。当集体行动形成时，公共事物的不同组成部分会各自产生不同的绩效，如资源的优化会使得生命得以延续，公平性会因为资源分配的合理和得到增加，社会生态系统将因为资源系统的稳定而得以存续，而这些绩效有时并不一定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准确的区分公共事物治理的绩效的结构，能够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到集体行动的结果，及其给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和治理系统所带来的影响。第二，为了实现对公共事物治理绩效结构及其结果的区分，就必须开发更加复杂而精细的分析方法来予以实现。第三，要运用更为全球化、结构化和层级的化的数据来支持对于公共事物治理绩效结构及其结果的辨别。

  参考文献：略

     

  撰写：苏毅清  校正：张明慧编辑：舒全峰

　声明

　　本网站刊载的部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以及网页版式设计等来源于网络。

　　原作者如不愿意在网站刊登其内容，请及时通知本站，本站将予以删除。在此，特向原作者和机构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