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6-11-19 来源: 责任编辑:秘书处
韩大元|《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宪法意涵与现实课题
作者简介:韩大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交大法学》2026年第6期,注释从略,内容以刊物发表版本为准。
目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宪法为《生态环境法典》定名提供依据
三、宪法上生态文明与《生态环境法典》上生态文明的融贯性
四、《生态环境法典》与法秩序的统一性
五、《生态环境法典》的稳定性与法律解释机制
摘要:准确把握《生态环境法典》的宪法基础,厘清宪法与生态环境法典之间的规范衔接机制,对保障法典全面、有效实施具有重要意义。《生态环境法典》将“生态环境”界定为以人的生存发展价值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根本导向,并以此统合大气、水、土壤、生物多样性等多元环境要素,从而将宪法规定的生态文明建设国家目标予以具体化。针对法典实施过程中亟待回应的法秩序统一性与法典稳定性双重命题,需要坚持其作为基本法律的宪法定位,正确处理其与“非基本法律”之间的效力位阶关系,并妥善协调其与《民法典》效力的合理衔接。同时,为平衡法典的稳定性与适应性,需要在法典解释权配置与运用上强化立法解释的主导作用,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程序,合理限定司法解释的适用边界,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基本法律修改权的界限,以维护法典的权威性与可预期性。
关键词:宪法;生态环境;生态文明;法秩序统一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编纂生态环境法典”重大决策部署的标志性立法成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法治体系实现系统性集成与历史性跃升,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进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法治工程。
《生态环境法典》第1条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旨在系统贯彻宪法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规范性要求与基本原则,实现宪法生态文明条款的制度化、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在草案起草、公开征求意见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等各环节,立法机关始终维护宪法权威,以宪法规定、宪法原则与宪法精神主动识别可能存在的规范冲突,确保法典整体内容与宪法保持一致,从而为《生态环境法典》的合法性与合宪性以及有效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宪法基础。
作为国家根本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与作为基本法律的《生态环境法典》之间存在明确的规范位阶关系,这一关系不仅关乎法秩序的统一性与安定性,更对宪法学理论与实践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尤其是,“立法机关采取分领域差异化整合模式,对污染防治领域实施完全法典化整合,同时对生态保护与绿色低碳发展领域采取适度法典化路径,形成法典通用规则与单行法特别规则并行的‘双法源’格局”。在这种“双法源”背景下,《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中面临的法规范冲突相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更加复杂与多样,需要从宪法视角进行分析与判断。如《生态环境法典》作为基本法律所承载的特殊功能为何?宪法所确立的“生态文明”理念如何在该法典中实现制度化、具体化表达?又如何依托该法典的有效实施,切实贯彻《宪法》序言中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环境法典》兼具历史纵深、现实关切与全球视野,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明智慧,又系统吸收人类生态文明治理的有益经验,因而兼具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世界意义,为全球生态环境法治贡献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该法典视野开阔,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传统“环境保护”或狭义“生态环境”概念的局限,将“生态文明”升华为体现人类文明演进方向的标志性范畴,使之成为人类文明的标志性概念,体现了开放、包容与共享的先进理念。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26年3月12日通过《生态环境法典》,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对于已颁布的法律,必须坚持尊重法律文本的法治原则,以文本为基准凝聚社会共识,切实维护《生态环境法典》的权威性与统一性,为其有效实施提供坚实学理支撑。当然,任何一部法律文本都无法做到完美无缺,且具有阶段性与局限性,需要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因此不宜因个别条款尚存在优化空间而质疑整部法典的规范价值与制度功能。
二、宪法为《生态环境法典》定名提供依据
据立法起草部门介绍,在编制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时,对《生态环境法典》名称采用“环境法典”还是“生态环境法典”有不同的看法。最终为何选择《生态环境法典》而不是“环境法典”?主要是考虑到宪法文本采用了“生态环境”,法典名称需要与宪法文本表述保持一致。经过起草小组的反复讨论,最终法典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
(一)1982年宪法修改:从“生态平衡”到“生态环境”
在新中国宪法历史上,1978年《宪法》第一次将“环境保护”正式写入宪法,将环境保护提升到国家政策和国家发展目标的高度。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1978年《宪法》,第11条第3款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它明确了我国环境保护的国家义务,也为环境保护的专门立法提供了明确的宪法依据。它标志着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再以单一的经济富强为重心,而是同步考虑环境的承载力和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实现对人的关怀。1979年和1980年两次《宪法》修改未对此款进行变动。1979年9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了《环境保护法(试行)》,第1条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关于‘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制定本法。”《环境保护法(试行)》的实施,不仅把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具体化,也使“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成为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化的重要基础。
1981年12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中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是治理山河,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这是全国人大首次专门就改善生态环境作出的重大决议,并在该决议中明确使用“生态环境”一词。
1982年4月12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秘书长胡乔木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就重新修改的草案向委员们作介绍。胡乔木表示,对于1982年2月27日至3月16日举行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及会后提出的意见,秘书处已整理分送,并对宪法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其中,第23条关于“‘保护生活环境和生态平衡’,增加了‘植树造林’的规定。另外,把‘改善’两字删去了。因为它不明确。已经规定保护环境,那‘保护’就有了改善的意思。保护好的,不保护坏的,就是改善”。
1982年4月23日,时任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黄秉维院士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会议上提出,建议将草案第23条“生态平衡”的表述改为“生态环境”。根据黄秉维院士的自述,这一修改的考虑是“我看了美国的一本教科书,书中讲平衡不平衡和对社会有利不利不能相当,平衡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不平衡也是这样……所以平衡不平衡不能和有利不利联系起来。我就是看到这一点,认为这种提法应该改,不要再造成一个错误的看法……所以我就主张将‘平衡’改成‘环境’,这是有针对性的,由原来的‘生态平衡’改成‘生态环境’”。黄秉维院士认为,生态平衡本身是中性概念,指的是“在生态系统中有机体的相互关系,以及有机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彼此和谐的状态”。因此部分人为破坏生态平衡的活动实质上有利于人民。国家保护的不是中性的生态平衡,而是对人民有利的,以人的生存和生活为中心的“生态环境”。
1982年4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布宪法修改草案的决议》,于当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当时草案并未采纳黄秉维院士的建议,其第24条规定:“国家保护生活环境和生态平衡,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该条仍沿用了“生态平衡”一词。
最终通过的1982年《宪法》第26条采纳了将“生态平衡”修改为“生态环境”的建议,并且在“保护”后增加了“改善”的表述。对这一修改,肖蔚云教授认为:“(一)将原宪法修改草案中的‘国家保护生活环境……’改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不只是保护生活环境,还要更加积极地改善生活环境。(二)将原宪法修改草案中的‘生态平衡’改为‘生态环境’,主要理由是:生态平衡只能保护,还要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
1982年《宪法》颁布后,黄秉维院士即从学术角度对《宪法》第26条所使用的“生态环境”表述进行学术反思。例如,在1998年召开的“黄秉维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他回顾了早年提出的建议,指出“生态环境”这一术语在学理上存在界定模糊问题:其外延边界尚未形成共识,实践中出现理解分歧——部分学者将其限于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维度,排除环境污染要素;另一些学者则主张应涵盖污染治理等环境问题。黄秉维院士本人持后者立场,强调“生态环境”本质上即指“环境”本身,环境污染及其他环境问题均属其内在构成要素,不应人为割裂。正因如此,他坦承自己早期将“生态环境”与“环境”作区分的提法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他进一步指出,“现在大家用开了,很多人用‘生态环境’这一名词并不包括环境污染,以区别于污染”,反映出术语使用与规范内涵之间已产生张力。
黄秉维院士提出的“生态环境”与“生态平衡”的联系与区别是学术界存在争议的问题。基于当时的学术研究与学界认知,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秉维院士提出将宪法草案中的“生态平衡”改为“生态环境”是一种委员的履职活动,应尊重他的学术观点。对《宪法》第26条中“生态环境”条款可以有不同的学理解释,但学理解释也应当尊重宪法文本,在规范内涵的可能范围内寻求融贯性的解释方案,从有利于体系化的方向进行解释。对于宪法上“生态环境”的解释,无论是并列式还是概括式的解释方案,都可将“生态环境”解释为以人的价值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核心,对生态和环境进行系统调整的宪法概念,以宪法价值统合环境与生态不同领域的相关内容。
作为宪法概念的生态环境是并列结构,或是区别使用,抑或在二者密切交织的语境下使用“生态环境”等问题,需要综合考量宪法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概念的不同属性。有学者认为,“生态与环境”的提法既符合中文表述习惯,也接近宪法上“生态环境”的基本内涵。
(二)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在宪法上的规范衔接
《宪法》第26条第1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一条与《宪法》第9条第2款“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共同构成宪法对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条款”。从《宪法》第26条第1款的表述看,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是并列的概念。从规范内涵看,“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包含了“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以及“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两层规范含义,由此形成两项待实现的宪法上的国家任务。
1989年《环境保护法》第1条规定:“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制定本法。”但是2014年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第1条则规定:“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可见,这一规定中,没有再区分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以“环境”一词整合宪法上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不再使用“生活环境”这一概念。但《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噪声污染防治法》等单行法中仍然使用“生活环境”这一宪法概念,导致统一法秩序中出现不同的环境保护规范表述。
如何合理解释宪法文本与《生态环境法典》第1条表述的不一致问题?这不仅是宪法文本和《生态环境法典》规范表述的不同,还可能涉及《生态环境法典》如何实现宪法规定的环境保护国家义务。对此,不宜仅以法政策学或者宪法变迁理论进行解释,需要以目的论和体系解释寻求宪法与《生态环境法典》之间的一致性。立法者的意图是对两项宪法任务进行合理整合,将二者统一纳入“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国家任务之中,保持宪法下法秩序的统一性。
以“生态环境”这一宪法规范吸收“生活环境”的相关内容,有助于丰富宪法含义,使生态环境规范具有足够的包容性,避免《生态环境法典》调整范围与宪法特定概念之间可能出现的不一致,使《生态环境法典》与人类生态环境发展趋势之间保持内在的协调性与必要的前瞻性。
三、宪法上生态文明与《生态环境法典》上生态文明的融贯性
《宪法》序言第7段中的“生态文明”是被置于国家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整体叙事之中的目标规范。2018年修宪后,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并列,成为国家根本任务统摄下的国家目标之一。同时《宪法》第89条将“领导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务院职权,使生态文明进一步得到国家机构层面的组织承载。生态文明入宪意味着我国“环境宪法”规范体系得到强化,生态文明由政治概念转化为宪法概念,并与既有环境条款共同构成部门宪法意义上的整体规范结构。
《宪法》序言中的生态文明目标需要在部门法与宪法的交互影响中得到具体落实。“生态文明”概念在《生态环境法典》中出现八次,分别见于第1条、第4条两处、第12条、第15条、第28条、第128条和第885条。其多次出现体现了由宪法国家目标向部门法实施规范的递进展开,需要对生态文明在宪法上和《生态环境法典》上的不同属性进行分析。从一般意义上讲,宪法上的生态文明提供的是方向性、统摄性和价值性的规范依据,而《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生态文明则将这一国家目标分解为立法目的、基本理念、公众教育、督察问责、财政保障等不同层面的具体要求。从语词外延来看,二者都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保护与现代化协调推进的总体要求。但从规范功能来看,宪法中的生态文明是上位的、纲领性与目标性的,《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生态文明则是实施性、具体化的规范形态,不得与宪法上生态文明的价值形态相抵触。
例如,《生态环境法典》第1条将“建设生态文明”写入立法目的,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并列,说明《生态环境法典》本身就是为落实《宪法》序言第7段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而制定的。第12条和第15条将生态文明推进到社会文明层面,分别要求营造“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良好风气和通过全国生态日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第28条把“履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象,第128条则要求优化“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财政资源配置”,从而把生态文明从理念进一步转化为具体问责机制与资源配置机制。
首先,二者体现为实施的中介关系。《宪法》序言第7段中的生态文明为《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生态文明规范提供了根本依据,有助于以实施为导向实现宪法与部门法的规范链接。宪法上的生态文明目标要求国家发展兼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法典》则将这一抽象目标转化为可执行、可监督、可评价的具体规则体系,从而使《宪法》序言中的国家目标真正发挥规范效力。同时,国家目标“表达了制宪者对国家未来状况的期待,它是国家发展的方向性指针,由宪法所规范的国家权力负有义务去实践这些重要的宪法决定”。
其次,在《宪法》序言第7段“生态文明”指引下,《生态环境法典》通过统一监督管理、统一督察问责等具体安排,把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具体转化为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法定义务,并规定了财政、税收、价格、采购、金融、产业等一系列政策保障工具。
再次,《生态环境法典》还通过环境法教育与守法机制落实宪法生态文明。如其第12条既要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宣传教育、弘扬生态文化,也鼓励社会组织、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等开展生态知识的宣传,这既体现出社会力量在落实生态文明目标中的重要作用,亦表明法典试图将生态文明目标内化为守法秩序与社会共识。2018年生态文明入宪后,守法层面的要求已经从单纯不破坏环境上升为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据此,《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更有效落实了作为国家目标的生态文明,进一步建立健全有关社会主体激励措施和法律责任的规定。
最后,《生态环境法典》中生态文明相关规范的解释与适用,须严格遵循《宪法》序言第7段所确立的生态文明建设根本要求,切实体现宪法规定、宪法原则与宪法精神。《宪法》序言第7段明确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确立为国家发展目标,这一表述不仅构成生态文明入宪的规范基础,还明确了其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结构性定位。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所秉持的并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文明范式,而是立足本国实践、尊重文明多样性、强调协调共生的“多元文明观”,其本质是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的制度表达。在此意义上,《生态环境法典》对宪法生态文明目标的贯彻,绝非孤立推进生态维度,而是必须置于宪法所确认的“五文明”协同演进框架之中。生态文明既不能脱离现代化进程而空转,亦不可牺牲发展质量与民生福祉而片面强化;它须与物质文明的发展动能、政治文明的制度保障、精神文明的价值引领、社会文明的公平底色有机统一、动态平衡。法典第5条第2款关于“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规定,以及第8条第1款关于“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的要求,正是宪法“五文明”协调发展理念在生态环境领域法治化、具体化的规范体现,展现了部门法对宪法目标的体系化回应。
四、《生态环境法典》与法秩序的统一性
《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有助于“形成以生态环境法典为统领,相关专门法律共同组成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时俱进,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作为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本法律,《生态环境法典》在生态环境领域发挥着维护法秩序统一性的功能,完善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时,在法典的定位、法规范的融贯与法秩序内在统一方面也面临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
(一)《生态环境法典》的定位
根据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生态环境法典》作为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即便具有特殊功能与重要性,但从宪法确立的法秩序统一规范构造看,仍属于基本法律,与全国人大制定的其他基本法律具有同等的地位。从《宪法》第62条第3项的规范表述看,《生态环境法典》属于“其他的基本法律”范畴,区别于刑事、民事以及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领域。这里的“其他的基本法律”也包括具有综合性的基本法律类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认为:“生态环境法典确立我国生态环境领域一系列重要理念和原则,规定生态环境领域一系列具有统领性、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制度规范。”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关于《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也提出:“作为生态环境领域的基本法律,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将对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产生重要影响,形成以生态环境法典为统领,相关专门法律共同组成的生态环境法律部门。”因此,在评价《生态环境法典》的定位与性质时,应回归宪法文本,以基本法律这一实定法概念定位《生态环境法典》的性质,不宜扩大为超越宪法文本的新表述。
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基于法典的特殊功能,应当赋予法典“基础性法律”的定位,并建构“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规则。对此,宪法学界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基础性法律并非实定法上的概念,判断哪些法律是基础性法律也没有清晰的规范性标准,‘基础性’本应被看作强调重要性的修辞”。同时认为,“既有的规范适用规则足以解决规范冲突的难题,引入‘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规则没有必要,且会导致更多难题”。如前所述,“基础性法律”是一个学术概念,并不是宪法上的实定法概念,从法适用角度出发,对《生态环境法典》在其调整领域内所具有的功能与价值基础进行强调是必要的,但在规范形态上的确不宜以学术概念取代实定法概念。笔者认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全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律,在生态环境领域具有不同于其他法律的属性、功能与效力形态,但这并不是基于“基础性法律”的特殊地位,而是基于基本法律的地位与属性,发挥着将宪法价值具体化的功能。
坚持《生态环境法典》的基本法律属性,有助于解决其与其他生态环境领域单行法之间的效力位阶冲突问题。至于基本法律效力在具体规范位阶中如何作类型化处理,需要从解释学上进行综合分析。
(二)《生态环境法典》与其他法律之间的效力冲突
《生态环境法典》第1239条规定:“其他法律对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生态环境保护相关领域有具体或者进一步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这一条作为附则,旨在解决法典实施中可能出现的法律冲突。但法典对何谓“其他法律”以及“具体或者进一步规定”等内涵缺乏必要的规范,在实施中也会引发解释上的争议。对此有学者认为,第1239条规定的“其他法律”应当限定于法律这一位阶,并提出“法典与其他法律同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属于同位阶规范协调关系,纳入低位阶规范将混淆‘同位阶协调’与‘上下位阶效力’两种不同关系”。
按照《立法法》的规定,除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外,其他由全国人大或者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之间并没有严格区分“上位法与下位法”以及效力“高低”。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立法法》第103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如何保障其内部规范体系的统一性与协调性,成为亟待解决的实践课题。在法典颁布前,我国生态环境领域虽已形成包括《环境保护法》在内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30余部单行法律,但均属非基本法律,缺乏宪法位阶下的体系整合基础。法典化重构后,其中20余部现行单行法律被系统整合并纳入《生态环境法典》的组成部分,整体上获得基本法律效力。这一制度变迁客观上要求同步构建贯通各编章、统摄各类规范的内在协调机制,切实解决生态环境领域长期存在的规范层级错位、适用冲突与衔接疏漏等问题。例如,《生态环境法典》污染防治编在整合现行污染防治单行法基础上,新增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电磁辐射污染防治与光污染防治三章。这三类污染领域尚无专门立法,属于填补制度空白的原创性规范设计,其内容首次以基本法律形式予以确立;而其余章节则源于既有非基本法律的体系化升格。尽管此种“整合+创设”的法典化路径契合《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兼顾继承性与前瞻性的内在要求,但新增三章多为原则性规定,在规范密度、构成要件及责任机制等方面尚显薄弱。因此,亟须立足基本法律的功能定位,通过配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下位规范予以细化,从而确保法典整体规范体系的逻辑自洽与适用统一。
在《生态环境法典》实施过程中,当其中部分条文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既有单行生态环境法律发生冲突时,能否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这一问题涉及当前法律适用规则体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即如何理解《立法法》第103条确立的“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的内涵。如解释为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同一机关”,则可以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如解释为不是“同一机关”,则难以直接适用该规则判断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所制定法律的效力关系。笔者赞同第二种解释。其原因主要在于,二者在宪法体制中并非处于“同一机关”的地位。根据《宪法》第57条、第58条及《立法法》第10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基本法律制定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行使部分立法权,但其立法权受严格限制——仅可制定“其他法律”,只能对基本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且不得抵触其基本原则。可以说,二者在宪制地位、职权范围、议事程序、代表产生机制等方面均具有不同属性,实际上构成两个独立的立法主体。尤为关键的是,《立法法》第108条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销它的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清晰表明二者之间系监督与被监督关系,而非平行或隶属关系。因此,《生态环境法典》作为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单行法律之间不满足《立法法》第103条关于“同一机关”的前提要件,故“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在此类纵向立法冲突中并无适用基础。在法典与其他“非基本法律”关系上,应根据实际需求,确立“基本法律效力优于非基本法律”的效力位阶规则,以保障法典体系的权威性与统一性。
如我们坚持法典与单行法都属于同一位阶法律,并适用《立法法》第103条的“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其客观结果是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视为“同一立法机关”。如前所述,这一前提是不成立的,也不符合两个机关在宪法上的地位。因此,我们需要在法治框架下,通过体系解释、冲突类型化以及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律修改权的严格限制程序进行解释等方式厘清其适用边界、填补规范缝隙。
在《生态环境法典》起草过程中,这一问题也引起了立法者与学界的关注。为妥善处理《生态环境法典》与其他法律的关系,该法典法律责任和附则编作了专门规定,即其他法律对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生态环境保护相关领域有具体或者进一步规定的,适用其他法律规定。这一安排沿用了《民法典》的处理方式,其第11条明确规定:“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当时立法者没有选择法典优先的规则,而是在《立法法》框架下保留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主要目的是通过总则基本原则、体系解释实现必要的价值约束,以适应实践的需要。《民法典》编纂时,尚未从宪法上充分厘清“同一机关”的解释争议,采取了相对灵活的兼容方案,在实践中容易引发现实需求与法律理性之间的不一致。《生态环境法典》借鉴《民法典》的经验,通过废止、修改一批法律,确保法律体系内在的统一,维护法典的统领性法律地位,避免其他法律与《生态环境法典》相抵触。同时,为了使《生态环境法典》保持适度的开放性与必要的稳定性,为实践发展留出必要的空间,在确保与《生态环境法典》基本精神相一致的前提下,可以在实践中探讨法典适度优先适用的解释方案与规则,以减轻非基本法律给法典稳定性可能带来的影响。
如采用法典与单行法律效力相同的规则与解释方案,在法典实施中可能面临法秩序不稳定的状态。如其他一般法律对生态保护等作出新规定或者进行修改时,可能出现非基本法律以“特别法”的形态实际上优先于基本法律的情形,不仅影响法典应有的基础性功能与安定性,同时会加大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张力,导致《生态环境法典》效力的“碎片化”,不利于维护法典在法秩序统一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探讨有效的解决机制。
(三)《生态环境法典》与《民法典》之间的效力冲突
如两部基本法律对同一事项作出的规定之间出现不一致,是否采用“后法优于前法”的规则?从法秩序统一性的内在要求看,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研究如何减少冲突,并完善冲突解决的程序性安排。
在《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中,是否存在与《民法典》之间的冲突?如出现冲突如何解决?《生态环境法典》虽不是民事法律领域的法律,处于“其他基本法律”地位,但与《民法典》之间也有部分交叉的领域。如合同绿色义务存在细化差异,《民法典》仅笼统规定合同绿色履行、旧物回收,《生态环境法典》针对排污交易、农用品销售、废弃物回收等特殊合同增设强制性环保义务,严于《民法典》一般规定;又如,两部法典都规定民事责任独立、不因承担行政和刑事责任而免除,但《生态环境法典》细化生态损害修复优先、公益赔偿执行规则,在适用中可能出现差异;另外,《生态环境法典》第1059条与《民法典》第1229条关于民事责任承担的规定之间存在不一致等。可以说,作为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法典的制定经过了非常严谨的立法程序,消除了法典之间可能出现的规范冲突,但仍会存在规则之间的一些差异性。对此,《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专门规定与《民法典》的适用关系,确立环境特别规则优先,《民法典》兜底补充的二元规则:同一事项两部法典均有规定时,直接适用《生态环境法典》,《民法典》是民事领域一般法;《生态环境法典》针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属于民事特别法,符合《立法法》第103条“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规则;仅《生态环境法典》有规定、《民法典》没有规定时,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如生态公益损害索赔主体、生态修复责任、区域流域污染连带责任、特殊免责抗辩事由等;《生态环境法典》无规定、《民法典》有具体规则时,兜底适用《民法典》,如过错认定、诉讼时效、精神损害赔偿、合同效力等,可以援引《民法典》。
由于两部法典均由全国人大制定,属于同一位阶法律,《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特别法,《民法典》作为民事一般法,若对同一事项,《民法典》条文与《生态环境法典》条文不一致时,适用《生态环境法典》;两部法典作为基本法律,在适用过程中均不得违反宪法,其适用与解释不得违反宪法规定、宪法原则与宪法精神。
《立法法》第105条规定:“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行政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裁决。”本条是解决法律之间冲突的重要程序机制,但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没有发布过依据《立法法》第105条作出相关裁决的事例。可能的原因是,遇到“新的一般法律”与“旧的特别法律”出现冲突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通常由法工委出具法律解释答复,统一适用标准,无须直接启动“裁决”程序。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启动裁决是终极兜底程序,极少动用。如《民法典》实施时一次性废止9部旧民事单行法,从源头消除可能的法律冲突。当然,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法律冲突,需要对《立法法》第105条的裁决程序予以具体化。
五、《生态环境法典》的稳定性与法律解释机制
《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1242条,各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附则。其比《民法典》少18条,是调整范围非常广泛的法典,具有特殊的法典结构,如何保持其稳定性与安定性是实践中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法典司法解释的边界
由于采用特殊编纂模式与“适度编纂”原则,《生态环境法典》在实施中需要在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协调性。《民法典》实施的重要经验之一是通过大量的司法解释,使《民法典》内容得到具体化。如2021年,同步《民法典》施行发布的司法解释共7件,涵盖时间效力、担保制度、物权、婚姻家庭、继承、建设工程合同、劳动争议领域。此后,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发布了合同编通则解释、侵权责任编解释(一)、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等。截至2025年4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共计发布《民法典》配套司法解释32件,其中9件主要围绕《民法典》贯彻实施,23件聚焦实践急需问题。《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实施中,部分民法学者也主张对《民法典》人格权编制定配套的司法解释。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司法解释发挥着重要功能,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从宪法视角观察,全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律,特别是法典,是否需要配套出台大量的司法解释?这种司法解释的具体化,会给法典作为基本法律的属性与功能带来哪些新的挑战?这些问题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环境法学界部分学者认为,《生态环境法典》比《民法典》更需要司法解释,因为环境案件的专业性、技术性、复杂性更高,法典本身的原则性更强、裁判分歧更大。为了统一司法适用与裁判标准,需要加强司法解释这一法律适用桥梁。这种主张虽然强调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特殊性,但把司法解释作为法典实施的具体机制,忽略了法典所具有的规范结构,也不利于法典的统一实施。因此,要通过全国人大法律修改权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权的行使解决法典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应适度调整以司法解释直接将法典具体化的思路与路径。
2026年8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生效,其目的是“为有效解决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生态环境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该规定全文共13条,覆盖环境民事、环境行政、环境公益诉讼全类型案件,核心逻辑是以法不溯及既往为原则,同时以民事有利溯及、行政从旧兼从轻、空白溯及、持续性污染特殊溯及为四大例外。《规定》的主要调整对象是:原《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十余部单行环境法与新法典的衔接。对一般适用规则的规定是:第1条明确了不溯及既往原则,即法律事实发生在2026年8月15日之后的直接适用《生态环境法典》;法律事实发生在2026年8月15日之前的,原则上适用行为发生时的旧单行环保法律、旧司法解释;本条但书为本规定全部例外条款预留空间。第2条明确了旧法仅有原则、法典细化的特殊规则,旧法只作原则性规定、法典有细化条款的,裁判主文法律依据仍用旧单行法,仅裁判说理部分可引用《生态环境法典》细化规则,不得直接以法典条文作为判决法律依据。为了保障法秩序的安定性,《规定》第12条明确再审不适用法典规则,即2026年8月15日前已经终审生效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法院依职权再审,一律不得适用《生态环境法典》,仅适用原审时旧法。作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的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对《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作出规定是必要的,有助于统一生态环境案件司法裁判的标准。但基于法典与司法解释的关系,对法典实施时间的一般性效力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事先作出规定是否合理,以及法典本身能否直接规定时间效力的基本原则等问题,是值得思考的。如法不溯及既往是法律适用的根本规则,关乎公民的信赖利益和行为预期,原则上属于立法权核心事项。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条直接在法律内部规定溯及力(从旧兼从轻)。从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功能看,如法典文本直接载明施行时间、溯及原则等,更有利于维护立法机关的权威与法的信赖保护原则。根据《立法法》第119条,司法解释的主要功能在于解决审判工作中法律适用的具体问题,不得创设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适用原则。如把法典实施的时间效力等立法留白交由司法填补,完全由司法解释搭建整套溯及规则,有可能引发司法解释与立法原意之间的规范冲突,更容易引发对其是否构成“司法代行立法”功能的正当性质疑。因此,在法典实施过程中,需要厘清司法解释的权限边界,完善相关规范的合理衔接,避免因解释权越界而影响法秩序的统一性。
《民法典》和《生态环境法典》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是民事和生态环境领域的基本法典,立法机关更有利于把握立法原意以及法律确定的基本价值与规范构造,通过法律解释来统一法典整体价值体系。司法解释仅限于司法机关在裁判适用中有条件地采用,不具备直接判断民事基本权利义务与生态环境领域基本价值和规范的权限。如果通过大量的司法解释细化法典,并将其作为常态化的法律实施路径,有可能弱化法典权威。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民法典》实施的讲话中强调“要发挥法律解释的作用,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保持民法典稳定性和适应性相统一”。以《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为契机,充分发挥法律解释作用,有助于合理平衡法典稳定性与适应性,推进法治发展从“立法时代”向“解释时代”的转型,提升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强化国家立法机关对法治社会的调控功能。
法典的核心价值是体系化,无论是《民法典》还是《生态环境法典》,法规范内在的统一性与体系化是本质功能。法律解释权归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可直接澄清法典条文含义与概念界定,有助于统筹整部法典体系,维持规范逻辑自洽。截至当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仅作出27件立法解释,相较于全国人大和常委会制定的319部法律,立法解释的适用频次明显偏低,反映出实践中确实存在“重立法、轻解释”现象。在充分肯定《民法典》实施五年来所取得的制度成效与实践成果的同时,亦须审慎审视配套司法解释的功能与边界,对存在的问题,要根据民事法律制度的特性与司法审判规律,强化民法典作为基本法律的规范统摄力与稳定性。
当然,强化法典的修改与解释机制,并不意味着削弱司法解释应有的功能,而是确立法治运行中必要的实施规则。当法典与现实出现不一致时,首先要启动解释机制,以解决条文存在的重大模糊、不同编之间的冲突问题,以平衡法的安定性与适应性。如法典实施中存在重大的社会问题,以解释机制无法解决时,应当启动全国人大的法律修改权;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法典进行补充或者修改,应明确其边界,并强化其修改过程的程序控制;如在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确实需要通过司法解释统一司法适用标准时,可以对原则性条款加以细化,但不得解决法典基础概念、权利边界、规范冲突等根本性问题。要健全司法解释备案审查机制,发挥备案审查制度对司法解释的制约功能。
(二)对法典修改权的限制
根据《宪法》第67条的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此项授权是1982年《宪法》为健全国家立法体制、强化立法效能,将部分全国人大立法权适度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制度安排。自1986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及《立法法》的规定,先后对《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18部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进行了修订,以回应经济社会发展与法治实践的新要求。然而,在具体修法实践中,对部分基本法律的修改幅度显著偏高:例如,2018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条文占比达203.57%(按条文数量计算),《人民法院组织法》达155.00%,1986年《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达78.57%。此类不受限制的大幅修订引发学界与实务界的关切:其一,修改内容是否实质偏离原法律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其二,《宪法》第67条中“部分补充和修改”的规范内涵是否隐含对修改幅度的结构性约束。
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环境法典》第6条明确确立“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六项基本原则,不仅构成该法典自身修订的内在规范依据,亦为协调其与其他法律适用冲突提供必要的基准。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典所作修改确与上述基本原则相抵触,则全国人大可依《宪法》第62条第12项之规定,行使“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的职权予以纠正。尽管该项宪定监督权迄今尚未实际运用,但在基本法律修改日益频繁、修改幅度持续加大的背景下,适时激活该机制,既是维护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地位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国家法制统一与宪法秩序安定性的制度保障。
综上所述,在《生态环境法典》实施过程中,应充分激活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法定立法机关所享有的法律修改权与立法解释权,并系统完善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的程序机制。此举有助于在宪法框架内统筹立法机关的规范供给、行政机关的执法需求与司法机关的审判实践,从而改变当前过度依赖司法解释推进法典实施的单一路径,构建立法主导、多元协同、权责明晰的法典实施保障机制与体系。
声明
本网站刊载的部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以及网页版式设计等来源于网络。
原作者如不愿意在本网站刊登其内容,请及时通知本站,本站将予以删除。在此,特向原作者和机构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