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与协调之途：论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看了这个书名好久，有着无比熟悉的陌生。想不起当年博士论文出版时为什么会在“论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之前，加上“沟通与协调之途”几个字。在一些环境法论文中，有学者将我的理论称为“沟通与协调”说，大抵由此而来，也是意外收获。

　　

　　很年轻的时候，曾对学生们说：写论文、出著作要以50年后还能给人以启发为目标，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表明真正有学术价值。再遇到当年的学生，他们说，记住的是我另外的一句话：要以宗教精神景仰学术，以理性态度追求学术，以工匠方式从事学术。也许，学术标准和学术态度异曲同工。

　　现在，要决定将一本17年前的著作进行再版，是否应该或者可以？对自己的学术“洁癖”，是一个挑战。

　　我把书稿又仔细读了一遍，发现了一些错别字、一些表达的不精准，也回想起一些往事。1998年，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导师余能斌教授“量身定做”，目的是既能为当时已经启动的第四次民法典制定进行基础研究，也能为我在民商法博士论文中体现环境法学科背景而扬长避短。1999年上半年，论文初稿完成后，余老师逐字逐句修改，并用了整整一天时间与我讨论相关问题，指导论文修改。1999年11月，答辩完成，余老师要求我对答辩组成员提出的一些问题认真思考，进一步完善论文。

　　还有，为了写这篇论文，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黑白颠倒、不分昼夜两周。答辩完成后，花了三年多时间，在逐章逐节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增加了相关章节，力争对答辩时老师们提出的问题予以回答。书稿提交出版社后，因为编辑工作变动，又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沟通与协调之途：论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这部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在答辩完成五年后才与读者见面。

　　我知道，即便是在法学领域，这也是一部小众的作品，能够有多少人愿意读，我不清楚。但这些年，关于这本书以及相关成果，曾发生过一些值得记住的故事。

　　2002年，第四次民法典制定工作以“宜先制定民法分则，再以此为基础进行编纂”的方式宣告结束。按照这一思路，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及启动了《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重要民事法律的制定工作。在这两部法律制定过程中，我以论文中提出的“绿色民法典”以及相关的“环境物权”、“环境侵害救济”等观点，作为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理由”，与民法学者、立法机关工作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建议将在这两部法律中增加相关“绿色条款”。《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主持起草人都明确表示要高度重视环境问题，应将相关制度纳入民事立法。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在各高校举办了多场“民法与环境法的对话”活动；而且还以人大代表、环境法学者的身份参与了相关法律草案论证，参与人大常委会审议和大会审议，为《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着绿”尽力而为。

　　2010年，我到日本访学，有早稻田大学的教授找到我，希望获得将该书中的几个部分翻译成日文的授权。2011年开始，我陆续收到日文杂志，看到了本书最重要的四章内容日文译本。

　　2014年，最高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法官们开展环境法学书籍研读活动。有法官告诉我，这本书已被荐读但已经买不到，问我手头是否还有书。我把自己的样书留下一本，其余的都给了他们。

　　2014年，中国启动第五次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我在各种场合、各种相关会议上大声疾呼，中国必须制定一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绿色民法典”。在民法总则编纂过程中，通过撰写论文、提出立法咨询意见、列席人大常委会，力推在民法总则中规定“绿色原则”。经历并见证了“绿色原则”写入民法典的一波三折。看到民法总则一、二审草案第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节约资源和能源、保护生态和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时，满怀期待；到草案三审时该条却从“基本原则”后移至“民事权利”，变成第133条“民事主体行使民事权利,应当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定时，满腹疑惑；在反复据理力争后，看到草案四审稿第8条关于“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既为绿色原则的“回归”欢欣鼓舞，也为是否能够进入表决忐忑不安。我还清楚地记得，2017年3月15日上午，进入人民大会堂后直奔代表座位，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民法总则（草案）》提请表决稿，看到第9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原则，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到表决民法总则时，也许是按键太过用力，旁边的代表还问我为何激动；看到民法总则以2782票赞成、30票反对、21票弃权获得通过，眼眶热了。

　　2018到2020年，在民法典分则编纂过程中，我和环境法的同事们为了不让“绿色原则”虚置，对“绿色原则”在民法典分编中的贯彻进行专题研究，发表系列论文、组织“环境法与民法的对话会”，就民法典各分编中的“绿色条款”逐章研讨。还记得2018年11月24日整整一天，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会议室里，环境法学者和民法学者对面而座、促膝“相亲”，就民法典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侵权编中的相关规定，进行了热烈而理性的讨论。两年时间里，我通过政协委员提案、政协信息专报、法学会要报、农工党中央信息专报、法学会专家咨询报告等多种形式，针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出了多份将“绿色原则”落实到民法典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中的意见建议。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民法典》。其中有近20个条文专门回应生态环境问题挑战，在民法总则中确立“绿色原则”，在物权篇、合同编中创设“绿色权利”、规定“绿色义务”，在侵权责任编中明确“绿色责任”、衔接“绿色诉讼”，这些真正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民法典对世界生态文明的贡献。

　　还记得民法典通过的那一天，我给余能斌老师发的微信：“报告余老师，我的博士论文终于写进了民法典。”

　　……

　　几年前，就有做海外出版的公司联系我，表示愿意将该书再版后向海外发行。才惊觉此书已出版12年，这么多年来，相关研究一直在进行中，许多想法、纠结仿佛从昨天开始，今天仍在继续。

　　缘起第四次民法典制定的论著，一些观点和建议能够在第五次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得以实现，是一个环境法学人的莫大荣幸。在承载了几代法律人夙愿的《民法典》完成后，民法典研究从立法论时代转向解释论时代。作为民法典绿色规范理论提出并论证的原初观点，应该能够为民法典解释提供一些基础性参考。

　　由此，终于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为民法典绿色规范的有效实施，让此书再次与读者见面。

　　吕忠梅

　　2021年6月10日于太平桥大街4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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